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秩序，也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节奏。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重大威胁，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正遭遇严重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举国上下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迅速汇集各方力量，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经过全体国人的艰苦努力，我们的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我国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应当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和力量，拿出更大决心和行动。全世界各国应淡化意识形态之争，深化抗疫协调交流合作，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构建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
反思有利于进步。这场空前的抗疫防控阻击战，也许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太多的思考和启示。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应该痛定思痛，深化理论的自觉意识，特别是努力结合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精华，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现代性的进程与危机，以期助力国家总结疫情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提升我们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水平，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
一、解读“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和积淀中逐渐形成的，集中彰显着本民族的特色和本质，因而体现和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与凝聚力，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灵魂。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华夏各民族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原生动力。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诉求就是《周易》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众所周知，在中华文明史上，《周易》被称为万经之首、大道之源，因为《周易》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框架。而这两句话，分别出自“乾”“坤”两卦的“大象”。“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是《周易》中唯一的纯阳和纯阴之卦，既代表了阳之范畴与阴之范畴，又代表了不同于人类社会生活系统的“天”与“地”两个概念，最终所谋求的是天人合一之文化境界。
“天人合一”的信念是中华文明创生的大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说，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中国“和合”文化，是中华人文传统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2014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天人合一”集中体现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之所以能够“统一”，究其根本，源于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来源于自然，因此“人道”不可能与“天道”相冲突，毋宁说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赓续。恩格斯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曾经强调：“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人类只有深切地意识到与自然的相互印证、互养相成，才能够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价值诉求。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哲学中，“天道”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独立于人伦世界的纯粹“自然”观念，而是被把握为一个含蕴至善价值规定的本体或万物统一体。人是可以通过“尽心”“知性”而达到“知天”的，在人性或人道中内在地就拥有天道，因而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则必然是一种以人性或人存在目的的实现为前提的“天人关系”，而其最终的指向性必然是天与人的合一。
在中国哲学看来，大自然的运行刚强劲健，有其固有的周期与规律，有道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宇宙在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奋进前行。《周易·系辞》指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认为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是秉承了天地之大德而生成的，因此人要力求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性天相通”的观点，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之理是由“天”而赋予“我”的，人们只要自觉做到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把握自然，“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道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老子》第七章讲“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此处的“不自生”意指不自私其生、自营其生。生命是在与“他者”的相互成就中绽放的，因而，“生命”与“自然”具有着天然的亲缘性。而儒家认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就是道，就是自然规律，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运行的机理，所以需要依“天道”而行，与自然同道。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态度上。如果说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那么西方文明则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信念。这一点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滥觞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人们对生命的感受日趋经验化、物质化。以当代西方社会为例，在科技文明与资本经济结构的冲击下，人们的传统生活根基正遭受严峻挑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生产日趋专业化，消费日趋大众化，生活节奏越来越加快。人口的大量迁徙流动导致人际关系的表面化，使得个人的生活方式日趋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外在世界，越来越难以确立真正的自我。在此种复杂且无法捉摸的状况下，个人便无从确立自身的生活原则。而科技文明本身所特别强调的又是技术，当个人的生活为外在的分裂世界所瓦解时，个人便丧失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活原则，从而被物化了的存在所淹没，人的内心世界亦没有一个追求自由的向度，注重物质而忽略精神，注重当下而放弃将来，最终造成这样一种现实：生活技术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原则。在这种工具理性的狂风下，一般人在生活上只问“如何”而不知“为何”，只问如何生活，而不问为何而生活，人生逐渐失去了庄严的目的。
而天人合一的核心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主张天人协调，追求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相类相通，以达到统一。中国哲学强调只有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之下，去展开人的文化创造、展开人的生命与奋斗，这个世界乃至个人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毋宁说就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展开。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此为楷模，自强不息。 华夏民族栉风沐雨，一路走到今天，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前行。作为君子，既要“善利万物”（道家），还要“厚德载物”，即以自己宽厚的德行去承载万事万物（儒家）。这是知与行的统一，既深刻体认这种精神，更要身体力行地加以自觉实践，如孔子自述“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而信念弥坚，饱经磨难而斗志更强，正是得益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深层精神信念的支撑，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灾难中所积聚成的强大实践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突如其来的疫情，唤起了全体国人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怀，无数人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守望相助，勇于担当，共克时艰，从磨难中奋起，在磨难中成长。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并没有随着岁月而褪色，它必将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二、中国精神所彰显的自然与生命
当前，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警示着人类社会正在面对一个新的共同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布报告称：“2019新冠肺炎病毒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大的考验”，呼吁全世界共同行动，采取果断、包容和创新的政策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减轻对人类的打击。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也再一次提醒人类：人的生命在浩瀚的宇宙自然面前是何等的无助、何等的脆弱。尤其是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类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让人文精神照亮时代危机的重重阴影？人类应该如何去对待生命、对待自然？
时代的紧迫性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在这一语境下进一步去体味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恩格斯曾经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
的确，今天人类所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似乎越来越让位于“人与文化的矛盾”，文化铺天盖地包围着人类。因此，以反思人的文化世界为主旨的“文化哲学”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哲学思潮。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遮蔽了，绝非意味着人类可以挥舞文明的解剖刀肆意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早在1991年，笔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意在说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是现代人类文化自觉的重要结果。因为人类文化的突飞猛进，展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对立、冲突乃至和谐，人类只有真正达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意识，才能把握真正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诉求究竟是什么。也许这种历史的进程是必须的，否则人类便无法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这方面，以“天人合一”宇宙观作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自有史书记载以来强调敬畏自然，倡导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如孔子讲君子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首要的就是“畏天命”，天命是超人间的主宰者，万事万物乃至于人的一切行为均需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在孟子那里，心、性、天三者的内涵与意义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尽心即可知性，知性也就能知天，心性本指向人，既然尽心可知性，则知性又能知天。《庄子·天道》篇中讲：“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也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既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因此必须敬畏自然、敬畏天地，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宇宙自然充满了神秘感，它每时每刻都在创生着新的灵性，孕育着新的生命。中国文化从未将人看作完全孤立于自然的存在，也从未将自然视为纯粹的客体，而是坚信自然给予人类以生命，人类也在自然中成长，并在对自然的敬畏中获得生命自我的确证。人类和各种有生命的物种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借助大自然的赐予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自然界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又是维系物种生命活动的必要环境与条件。
人类起源于天地万物，是天地的派生物，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庄子讲“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孟子认为，人性作为生命之根据，它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所构成，而这四心又对应着四种道德，即“仁、义、礼、智”。人性作为内在于人心中的潜在性，需要“扩而充之”，去实现这种潜在性和“未完成性”。人性的潜在性之完成与生长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绽放过程，故《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道”既是自然也是人的生命，因此它并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毋宁说它就是人生命的内在超越根据。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我们唯有对自然深深敬畏，对生命无上尊重，才能够在本真的意义上发现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领悟人生的意义。
诚然，今天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们面对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人化的世界”，并且这“人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巨大威力，使得经济发展的方式和自然平衡稳定的需求不相适应，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加大。同样，由于对自然规则的破坏，导致了运用资源的过程不能达到可持续的要求，竭泽而渔，一方面自然对其基本“稳态”的维持会对我们的破坏行为乃至人的生存进行阻碍；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破坏也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
对于自然界与人的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恩格斯曾经有过明确的强调。他认为从人的进化史来看，人来自自然，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对人说来有两种意义：一是人的来源，二是人的对象。作为人的来源的自然独立于人之外并先于人而存在，人是其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作为人的对象的自然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为了生存，人需要自然，而自然却不是人的产物，它外在于人的需要，因而自然就成为人所需要克服的活动对象。这样，在人的生存需要和自然的外在性、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强制性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显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一逻辑与历史前提决定了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人就秉承了自然之灵性，理性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在此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必然具有内在的统一关联性。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决定了人类与宇宙自然受一种相同的规律制约着，在精神主体的超越与升华中，人们必须同时感到，这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就是自然母体所赋予人们的禀性，人们是在与宇宙自然的对话中完成这种超越的，所以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既不会因为外在自然的无限广大神秘莫测而感到自我的消失，偶然的生命存在淹没在必然的宇宙演化变迁中，也不会因自我能动性的伸张而把宇宙自然的目的寄托在个体之自我完成之上”。因此，在对自然的超越中同时保持对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这是人类在现时代所应采取的文化态度。
尊重并敬畏大自然的基本规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中国哲学讲求敬畏自然，要在与自然的圆融相处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体味生命的意义。敬畏自然，这同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尊重。从生命的主体出发显现自身的力量，是母体自然赋予了人类以生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将自然把握为一种宇宙本体存在，并对其采取认同的意向；既然自然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必然具有某种智慧，可以将其视之为自然智慧，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智慧是自然母体智慧的部分显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永远不要奢望去战胜自然，而要始终将自然视为自己的智慧之源。
在今天，我们重提敬畏自然，已经不是因为对自然“无知”而畏惧，而是在科学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对自然的一种敬仰和尊重，这其实也是一种真正的文明进步。生命只有一次，地球只有一个，自觉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学会敬畏自然、亲近自然，既要珍爱我们的生命，更要爱护我们的地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然与人和谐美好的发展。
三、“顺应自然”凸显中国智慧
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关涉当代人类的发展，更关涉未来人类的命运。诚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但是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而言，它必然表现为由简单的抽象向日益丰富的具体上升的发展过程。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大致表现为如下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适应的、受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类全部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一种则是实践的、需要的关系，人类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多样需要的财富的源泉，人类通过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达到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种为伦理学的、道德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人类向大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与保护，与自然和睦相处。此外还有美学的或审美的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最高体现，大千世界的宏伟、秀丽、宁静、幽深所激发出来的人的美感，对自然美的体验、认识及其教育，都是这种审美关系的表现形式。”这三种基本形式，折射了人类自然观由自发（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向自觉（人与自然的互养相成）的文明提升。
对于上述人与自然关系所展现的基本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有过生动的说明，这具体体现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理论”之中。对此马克思的完整表述如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从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存在关系入手，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就决定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个形态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如果说在马克思所称的“最初的社会形式”下人对自然的适应、依赖、受制约的关系占优势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大形式”的社会形态下，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征服形成了更能显示人的能动性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实践和“多方面的需要”的关系。大工业文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的实践需要，将愈加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伴随而生的人类对自然界征服索取的恶果也日益显著，物质财富的增加助长了人的占有欲与傲慢，而忽略了与自然所应保持的和谐与统一。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类的文明程度。顺应自然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秉持的文化理念。对于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显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显出来。适应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党中央提出了“顺应自然”这一新发展思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契合自然发展规律。“以辅万物之自然”（《老子》第六十四章），赞天地之化育。这既是一种现代生态文明观，更是一种现代化发展实践的中国智慧。
的确，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但这里的“精华”与“灵长”所表达的是人的明智与责任，即能够超越生物本能，全面而深刻地观照天、地、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恣意宰制天地，人之可贵在于处于天地之间，就要顶天立地、化育万物、顺应自然，不可恣意攫取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要“敬天保民”，始终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
“顺应自然”作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我们要摈弃对自然的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和谐发展。工业革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是巨大的。据联合国统计的数据，自从近代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改变了地球上75%的土地和66%海洋生态系统。确实，从人类的发展速度来讲，未来能够在地球上找到一份“净土”，可能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今天的人类掉进了现代生活的深渊中，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了现代生活的三大支柱，这导致人的现代生活渐趋物象化、理性化、程式化和技术化。然而，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彰显的仅仅是人的经验生活维度，这种经验生活维度一旦走到极端，必然要遮蔽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维度。
由此看来，对于自然，我们必须慎言“改造”和“利用”，尤其对于种种涉及自然命运的重大决策，也必须谨慎论证，节制操作，因为自然的命运可能以种种复杂和难以预知的方式与人类自身的命运相关联。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无数自然灾难告诫人们，我们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不断地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还不自觉反省，更多的自然灾害也许还会降临。我们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自然万物都是有其“边界”的，边界保证了万物是它自己而非其他。这个地球是一个既美丽又容易受伤的星球，如果不加节制地开采、肆意地破坏，必然会导致地球千疮百孔。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努力将人对自然的改造控制在大自然能够消化和吸收的范围之内。珍惜自然资源，共营生命绿色，让有限的资源能充分地循环利用。这就彰显了尊重自然、崇尚绿色的中国智慧，为人类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贡献了中国方案。努力找回我们曾经遗失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境，让顺应自然真正成为国人现代化实践生活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其次，要自觉培养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人是一种灵与肉的二重性存在，需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来完善、充实自身。人的这种“身-心”二元结构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应有关系。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强调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生存”提升为“生活”。在他看来，“生存”只是一种物理事实，而“生活”才标示着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需要基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极限意识，去重塑我们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更需要从顺应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展开历程。
“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诉求。现代文明推崇节俭，在其根本点上是基于我们对有限资源的珍视。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消耗，但这一切更离不开节俭。现如今，中国正在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社会化建设时期，需要我们每个公民在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朴素节俭，珍惜财富，合理使用各种资源。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生活领域，都应该倡导节俭，反对奢华铺张浪费，尤其是注意对过度消费的抵制。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发扬节俭的精神，崇俭朴戒奢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共同维护勤俭节约的良好社会风气；自律是一个人根据自我和环境等状态，选择与自己最匹配生活方式的一种能力，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获得更大的身心平衡与享受。自律源于我们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自律的生活可以让人走得更远，自律应该成为一个人自然显现的一种生命状态，良好的自律性会带给我们健康和乐观的生活。摒弃虚荣、浮躁和无知，拒绝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回归真实、从容、淡定的心态，培养自己的恒心和耐力，明晰未来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承传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遗产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等。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和人之间的生命情感，一个人只有守护住人文情怀，才能搞清楚“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才能超越单向度的经验与物质欲求，让生命洋溢人的目的性关怀。
再次，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它的文明神经往往越敏感和脆弱，因此需要居安思危，对其进行精心呵护。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追求自然与生命的圆融，是人生的重要追求目标。从哲学层面来看，居安思危源于人的忧患意识，它是人对某种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状态事件的防范和谋划。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价值内涵，它表达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历史使命感，如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就是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息、赓续繁荣的重要基因。
今天，面对自然，我们需要培养忧患意识。因为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如果没有生态环境的安全，人类就必然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之中，就像恩格斯所警示的。而今受伤的自然已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如果不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后果将不堪设想。从顺应自然的角度说来，人类应当承认，自然将永远大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这是由认识对象（自然）的复杂性和人类心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盲目的理性乐观主义常常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因为他们相信人对自然的控制就像对机器的控制一样容易实现。人类应该自觉认识到，我们所强调的“顺应自然”恰恰是指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目标的，它因此不再是对人的单纯束缚，毋宁说是人自由的真正表达。
在此价值关切之下，人类需要提升和优化人的生存观念，改进人的生存品质，凸显人的生存意义。今天，我们尤其应该倡导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的人生态度， 真正做到既正人德，学会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又正物德，做到物尽其用、富裕民生，最终达到兴利除弊、促进社会和谐之目的。
只有人的生存观念有根本性提升，人的生存品质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人生存的意义才可能凸显，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现实。经过这场新冠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我们的确应该反省，让这场灾难成为真正改变人类行为的契机，让我们真正认识到大自然与地球所有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进而去认真敬畏自然、呵护自然，让未来人类文明脚步继续前行。也许这种人类行为的改正首先要取决于生存观念的提升。人作为能动的、目的性存在，需要葆有健全的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的范导下，让我们的发展目标充满人文关怀，让我们的实践行为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让我们专注于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让我们真正构建起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社会共识，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2021年第2期第49-56页。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