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所展示的是社会的综合进步。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其现代化的实践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认为这是关涉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自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无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而《决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这就十分清晰地勾勒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表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诉求。
一、文化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推进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化维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都是以自觉的价值目标为导向的，而文化就是这一价值目标的核心。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文化价值的内在支撑。因为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的价值依据,所以制度要反映特定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可见，文化与制度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和蕴含的关系，文化在发展实践中逐渐积淀成为制度,而制度中渗透着文化的因素,无论是没有制度的文化与没有文化的制度都是不可想象的。
通常我们讲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这表明在对于“文化”的理解中不能脱离对人的指向性。在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看来，人作为一种追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正是通过其“劳作”(work)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从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可见，文化与人具有一种“同构互塑”关系。同样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也是围绕着“人”这一轴心而展开的——人既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也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更是现代化的目的指向。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0.。
文化作为软实力，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明确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在国家“五位一体”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用体现时代精神的健康的文艺作品和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情操，以适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就对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整套持续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筑牢当代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创新的思想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从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或目标来看，凸显的必然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文化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我们应该努力将文化动能切实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三种文化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时发力。这三种文化勾连起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品质，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要自觉以这三种文化来培育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切实使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保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公共精神和包容态度，使我们的社会环境呈现出良好的公共秩序与道德氛围，使我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得以健康、平稳、理性的实现。
二、国家治理要凸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人逐渐告别了物质需要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时代，迎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需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既是一种划时代的进步，又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特别是对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方式，对社会治理主体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需要我们从学理层面对现下中国社会生活有一个清醒的把握，以期对未来社会发展有一种自觉意识。
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当然也是国家治理的最重要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恪守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念。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坚守人民性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习近平强调各级政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明确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因此，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是这种发展的人民性维度，才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今天，我们实施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样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关注民生，尤其是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治理工作，更需要将“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民众所关切的直接现实利益问题。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一国家治理的最重要主体，才能使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和发展动力。
其次，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的生活条件，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有了更高期待。人民期盼的未来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文化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自然环境,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生活等，这一切都指向我国未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生态等社会发展要素更高层次的要求，其最终目标则是马克思所憧憬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去探索并部署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所必备的制度。
要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必须加大投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要补齐民生社会事业的发展短板，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重点突破带动社会整体水平的提升，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种新提升，首先意味着要制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切实做到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愿望更加迫切，这需要我们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稳定、更有秩序、更具活力，让百姓安居乐业。我们要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力量让亿万人民群众在社会的改革中获得实惠，并以更大的热情和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三、文化整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人类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空前加剧，各种文化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需要进行文化整合，以免导致文化的涣散。文化整合“旨在强调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聚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3)邹广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J].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1(1):61-65.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也是我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我们同样亲历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在主流文化的引导下，将不同文化形态进行吸收、融化与调和，形成有效的文化整合，这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驱力。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通过文化整合来达到文化自觉，形成全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越是在思想多元的社会环境下，文化整合凝聚人心、规范认同的作用就越是能够呈现出来。经过自觉文化整合的社会，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会形成有机整合，达到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目标。
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赖以维系发展的精神纽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对国家制度和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这就特别需要全社会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文化诉求，日渐成为全党全社会的自觉文化认同。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这是社会观念得以有效整合、社会系统得以有机运行、社会秩序得以有效保障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其次，要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实现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平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促进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文化多样性发展，从而极大调节和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文化动能是衡量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准，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正确处理当代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作用，也要关注文化的多样性生长。人类文化的恒常价值常常是渗透于文化多样性之中的，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会尊重人们价值选择多样性的社会,因为人的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理想欲求的丰富性，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从战略和全局上做出规划和设计，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真正使每个中国人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成为体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面对这一艰巨任务，需要我们在社会治理层面进一步释放文化活力，通过制度创新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社会生活的持续性影响力，同时要保障多样性文化供给，同时善于利用市场杠杆调节供需，建立起更有活力、更有效能、更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作者简介：邹广文(1961— )，男，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