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明:“四史”学习教育需要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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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四史”学习教育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初心、使命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情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打基础的根本措施。不仅要了解和把握“四史”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场,知史爱国,知史爱党,知史爱社会主义,为进一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奠定基础。

[关键词]“四史”学习教育;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立场

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1]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把学习“四史”作为“十四五”时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而必须“着力提高社会文明制度”的“根本”[2](P110)措施,要求:“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3](P26)

学习“四史”,一方面固然要通过“四史”的学习,了解和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四史”知识的了解和把握,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历史观与价值观密不可分,“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4]历史观一旦错乱,必然导致价值观的错乱,进而会给国家、民族和社会带来灾难。

一、“四史”学习教育应弄清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知史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历史常常容易被误解为“过去的事情”或“有关过去的记录”。但是,历史不仅没有过去,而且是活生生地以政党组织、国家制度、宪法法律、思想文化等形式,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保障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影响、规范着每个人的权益和行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现实、未来三位一体,一切现实都从历史中来,以历史为基础,以现实为基点,走向未来。

有关历史、现实、未来三者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密切关系,习近平曾经多次做过阐述。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5]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6](P339)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6](P32)“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6](P32-33)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6](P49)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7]

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8](P538)

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历史是现实之源,现实源自历史,向未来延展;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自身发展趋势,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弄清历史、现实、未来三者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对于“四史”学习教育极其重要。“知史爱国”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历史与国家存亡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到保护历史就是保护国家,不珍惜历史、毁坏历史就是毁灭国家。正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所总结的那样:“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9](P21-22)历史如此重要,所以,那些想要担负治国平天下之大任的人,必须“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9](P81)近代著名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反复强调,“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人不读历史,则无爱国心”;[10](P291)“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11](P489)“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11](P490)“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国家。历史即是帐簿、家谱之类,持家者亦不得不读也”。[11](P492)青年人“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遑遑,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10](P420)

这些论述都向我们表明:知史才能爱国,如果连国家、民族的基本历史事实都不清楚,如何谈得上爱国?当代大学生只有学好“四史”,深明“四史”的主题、主线和基本史实,才能更好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功立业。

二、“四史”学习教育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立场

观察事物都有一个立足点或立场的问题。“四史”学习教育必须自觉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学,站在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上来学。

例如,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上颇有一些议论,认为中国是“多管闲事”,“妨碍”了国内经济建设,“得罪”了美国,造成了中国的“封闭”,“耽误”了跟欧美国家“做生意”等。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贼喊抓贼,在国际社会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是“侵略”。但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站在新中国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立场上看,这类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1950年6月,朝鲜爆发内战,美国立即出兵干涉,突破“三八线”,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同时,美国政府又下令其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面对美国的侵略和威胁,新生的共和国应该怎么办?

近代史上,日本和欧美列强曾以朝鲜、越南等作为跳板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由于清朝政府“一意覊縻,为求艾待时之计,各国窥见其隐,日肆慿凌。琉球不问,乃有高丽之役”,越南问题上,又“示弱求和”,致使列强“知中国之于战事,例皆有名无实,有始无终”,[12](P670)最终导致朝鲜、越南及沿海沿边之地“拱手而去”,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朝鲜战争爆发后,围绕着中国要不要出兵的问题,毛泽东“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为什么?“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13](P230)经过这场战争,中朝人民不仅打回到了三八线,而且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那么,“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14](P355)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地区都处在对手军事威胁之下。周恩来也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15](P51)新中国成立后能够维持长期和平,人民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工作,这在近代以来是第一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习近平高度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6]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帝国主义懂得:中国人民已经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一盘散沙”“任人欺侮”的“东亚病夫”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14](P355)

正确认识历史问题必须要有中华民族立场,同时还必须有中国人民立场,因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17](P857-858)那么,“人民”是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就是“人民大众”,“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7](P855-856)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8](P6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8](P136)“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8](P137)“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8](P138)他谆谆教诲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8](P520)

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这种人民立场,是历史学习教育不可须臾忘记的基本立场。离开了人民立场,我们对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就难以理解。例如,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惠及全国3亿多农民,彻底铲除了封建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解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和剿匪等运动,消灭了国民党从大陆逃跑时留下的大量反革命残余武装势力,根除了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未能解决的匪患问题,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了基本秩序和安全保障。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这些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顺应了历史和人民的要求,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近年来社会上个别学者却指责这些运动“破坏法律”“不尊重物权法”“毁灭人权自由”等,甚至还有人以此为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说成是“悲剧”“灾难”,说成是“一部毁灭自由人权的历史”,一概加以否定。很显然,这样的观点完全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出的,是对历史的扭曲,意在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决加以驳斥。

三、“四史”学习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四史”学习教育,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此不必赘述。它与唯心历史观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9](P544)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历史的任务”,就是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19](P4)这样的任务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不容易。

例如,“革命”和“吃饭”(生产)问题是贯穿在历史中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西方政学等界代表人物往往习惯于运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拿西方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标准,来作出与中国客观实际完全不相符的荒谬论断。比较典型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以国务卿艾奇逊的名义所发表的白皮书,其中写道:“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20](P1510)

艾奇逊从人口和吃饭问题上开始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原因,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人口”是常量,拿这样一个常量的东西来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实际上是想极力掩盖中国革命发生的真因,撇清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而且更为险恶的是,艾奇逊真正想要暗示的是:只要人口多,就会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能力解决,新中国成立后也不能解决,中国共产党也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人口多而发生革命的问题。

对于艾奇逊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做了深刻揭露和严厉驳斥,指出历来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人口过多,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造成的,“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20](P1510)对于白皮书里所谓的“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反驳说:“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20](P1511)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20](P1511-1512)

毛泽东对白皮书的驳斥点出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人口吃饭问题,在共产党人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通过增加生产和调整政策,有饭匀着吃,有房匀着住,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就能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1](P3)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所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就完全能够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其次,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指导“四史”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的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统一市场的建立和日益频繁的交往交换而形成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及其未来必然趋势——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9](P566)“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9](P540-541)

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点出发来学习“四史”,把现代中国的历史放到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2](P666)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具有必然性和正确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23](P22)

再次,“四史”学习教育要贴近时代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24](P153-154)列宁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5](P232)

“四史”学习教育经常会碰到一些与经济相关的问题。例如,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进行的“三线建设”,现在有学者说它是“20世纪历史上一党专制国家资本配置浪费最大的典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一场大灾难”,等等。诚然,如果是一个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又处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那么,拿普通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来衡量,“三线建设”确实不太“经济”。但是,要知道,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搞建设的,又赶上全球处于冷战时代,中国周边地区不仅有冷战,而且“热战”不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苏边界冲突等相继爆发,中国本身还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围封锁,它们随时可能向中国发起攻击。在这样一种大时代环境下,中国根本不可能按普通经济学的原理来从容布局经济发展,尤其不可能把经济建设的中心安排在原来工业基础较好、对外开放较为便利但一旦开战就会首先遭敌毁灭性打击的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三线建设”是一种“准战时”经济发展规划,发展经济并不是其唯一的考虑,更重要的是要为随时可能遭遇到的外敌入侵做战争准备。正如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所说的那样:“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26](P340-341)

毛泽东告诫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规划经济发展计划时,要注意让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与其他各方面相适应,如果规划不好,这些方面没有基础,“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27](P560)国防建设方面,“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27](P559)“我看还是小而全,可能还是小而不全,但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不全就要浪费,小了就有可能比较全。”[27](P520)

建设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浪费,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有所考虑的,但要害的问题并不是浪费不浪费,而是“打起仗来怎么办?”从实践情况看,“三线建设”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就是主要的,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湘黔铁路、成昆铁路、枝柳铁路等重要铁路线和二汽等大型企业,都建成于这一时期,它们建成投产运营后,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以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四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除此之外,“四史”学习教育还应注意准确把握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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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