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怀念的和最难忘的

潘德恒（1952，物理）

 

 

     我们37学号的同学里，有四大考区的状元：他们是北京考区的刘广均，上海考区的虞昊，武汉考区的郑百坚，重庆考区的熊衍仁。还有榜眼两位：北京的叶式辉和重庆的蒲富恪。能够和他们一起学习，我感到荣幸，名列前茅的还有胡仁宇（上海）。

 

 

     1948年12月 12日，善斋前面拉来了四门105榴弹炮，我们当晚住在科学馆，度过了喜悦又带有不安的一夜，那夜月色极好，大概已是阴历13日。我和岳宗五值班在去西校门的大路上巡逻，听北边机关枪声不断，却没有炮响，后来才知道解放军为保护学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全用拼刺肉搏攻占了大石桥后就迂回到蓝靛厂一带，国民党军见被抄了后路，拂晓就把炮拉走了。

 

     1949年元月 30日，我们都住在崇文门内汇文中学的一个地下室里，席地而卧。物一物二是一个中队，中队旗是用邢家鲤的一幅被面连夜赶制的（自有女同学巧手服务，我未动手）。次日在前门东边火车站附近迎接了解放军入城式，接着我奉组织派遣到外三区区委参加区的户口建设，我在汇文只住了一夜，那是难忘的一夜。

 

     1949年3月20日，在清华建立团组织。我刚从区里调回来不久，得知此消息后，就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入团，由岳宗五同志介绍，加入了团组织。

 

     1949年7月1日夜，在先农坛体育场参加纪念“七一”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我们坐在主席台左侧，是离他们最近的一次，也就二百来米远吧。那天天降大雨，我们浑身都淋透了。雨停后，直到衣服重新干了，没有一个人动一动。

 

     1949年10月1日，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开国大典，虽离升旗地点较远，但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来，心中无限激动，热泪盈眶，高呼万岁。晚上参加了提灯大游行。

 

     1952年7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全北京各大学毕业生举行集体毕业典礼，朱总司令讲话，郭沫若院长致祝辞。这以后我离开了北京到张家口参军，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历程。

 

 

     我和柳浦生是三四年始终在一起的老朋友。除了学习外，我们还一起参加了1949年夏天到门头沟城子镇煤矿工人中做“工人教育工作”，其实应该说是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那次还有已故的郭国梁同学，三人一个小组，郭是预备党员，他当组长。工人们工作条件极差，下到直不起腰的煤窑中，手脚并用，才能把煤一筐筐地背上来，艰苦得很。照明是用挂在柳条帽上的电石灯，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了。当时还没有开展镇反运动，工人们还受着把头的剥削，也没有成立工会。我们的宣传对组织工会起了一点作用。抗美援朝时，我和老柳参加了石景山区的宣传工作，也在一个组，具体是到秀府村。老柳多才多艺，自编自导自演了歌剧，女主角由胡祖帜老师的妹妹胡祖厚同学（子弟中学高中生）担任。

 

     在清华的四年里，参加这些运动，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使我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里，不管遇到什么艰辛挫折，磨难困惑，信念始终不变，知道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国家和人民。

 

 

     有人记得三院后面的那棵桑树吗（现在当然早就不存在了）？每年夏天考试的时候，我就带一本笔记本，在树下一边吃桑椹一边复习，吃得满嘴紫红色，别人问时笑笑而已。这是“诀窍”，告诉了他，岂不是都去了吗？

 

     你走过大礼堂的神秘通道吗？大礼堂是清华四大老建筑之一，我对它了如指掌。因为我在学生会文娱部当干事的时候，总是由我去西苑的华北革命大学文工团（还有公安纵队电影队）等单位联系，请来后，陪他们搭布景，打“片子”。

 

      最有意思的是从东南角的厕所有一条横穿礼堂大门下的过道，转向西南角，还有一梯子，可以沿它走到西北角最上面的一间小屋里。到现在，我在睡梦中还会“书游”这条路线。

 

     留恋大图书馆，当时我代表学生会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与馆里的几位股长都很熟，还有下面的职员、工人，如何宝琳、何宝善等。有空时就溜进书库去看书，呆上一整天，废寝忘食，中午被锁在书库里，什么都看，真长了不少见识。图书馆东翼走廊尽头，有一坐式厕所是全校最干净的一个厕所，因为很少有人知道它。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