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校友 两代清华情
无68 陈民强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迎来了母校――清华大学的90周年华诞。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怀旧，近来每当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上出现晶莹洁白、端庄典雅的二校门形象时，绵绵思绪便把我拉回到首都北京，拉回到60年代在清华园的六年岁月。
那是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即将结束的1962年，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发愤图强，就要渡过难关。当时由蒋南翔同志任高教部部长。这一年第一次实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的规定，高考试题空前地难，但这对我所在的名牌中学似乎没有什么影响。60年代初的福建连续几年夺得全国高考红旗，那年全国名校――福州一中仍有25人考入人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单是我所在的高三（1）班，就有7人进入清华的7个系深造。同现在的学生一样，高考前一两个月，许多同学就忙于收集高校资料，切磋讨论，对比选择，与家长商量，还要聆听班主任和课任老师的意见。我却十分简单：心目中早就选定了顶尖且名字最好听的学校――清华大学，从中挑了看起来最好听的系――无线电电子学系，作为第一志愿。然后把另一个系填作第二志愿。熬到发榜的那一天，绿衣使者出现在我家的巷口，把沉甸甸的两个信封交给我和小姐姐（她同时考取了另一所重点大学）时，我们手舞足蹈，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入学通知书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报到地点：北京西郊清华园”。啊！清华园――多么动听的名字！不象是大学，更象是风光旖旎的园林！
离开家乡，赴京求学那一幕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福州的每年初秋是台风多发季节。62年9月一次强台风带来的豪雨把市区通往火车站的土路（现在的五四路和华林路）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我来不及多看前来送行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一眼，便和几位清华新生从华侨大厦登上了雇来的一条小船，到达晋安河边的华侨塑料厂，弃船上“岸”，换乘人力三轮，赶上火车站。经过两天两夜的旅行，拖着坐得发麻发肿的双腿，终于到达心驰神往的首都，来到了“工程师的摇篮”。
几十年来，每当回首往事，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清华大礼堂那半球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穹顶。古色古香的工字厅，一泓碧水的水木清华，巍峨庄严的主楼，垂柳依依的小河。最为留恋的是宽敞明亮的图书馆――一眼望不到头的洁白日光灯照射着一排排又宽又长的褐色阅览桌，营造出温馨高雅的学习环境，几百个学生在这里俯案苦读，竟能做到鸦雀无声，不由得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
入学的头两年，生活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主食仍然实行定量供应，买饭时要在伙食硬纸片上打个记号。正餐基本上是一块馒头和一块黄澄澄的窝窝头，简单的大锅菜配上白开水，站着就餐。有人开玩笑说，那窝头硬起来可以打死人。大米饭是我们南方学生的最爱，但食堂每周只供应一二次。等到某天午餐吃米饭，对我们来说象个小节日，都巴望着快点下课，然后直奔饭厅，排起长队。端起那又香又粘、简直要冒油的天津小站米饭来，似乎连菜也不需要了。
作为世界知名、全国顶级的高等学府，清华的学业自然十分繁重。中国的人才济济，清华更是荟萃了全国各省市的佼佼者。这些莘莘学子明里暗里的竞争当然非常激烈。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下，校领导极为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倡导了丰富活泼的课余生活。蒋南翔校长提出的“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为同学们一生的座右铭。每天下午四点过后，各个大操场便会围成一圈圈的托排球的人们，请远处的人捡球的“劳驾、劳驾”声不绝于耳。印象最深的是入学时的第一堂体育课，全校新生集中在大礼堂听马约翰教授讲课。马老的名字有如其人，一副洋人的模样。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身着白上衣，半长的白裤刚及小腿肚，真是富有魅力，让人过目不忘。只见他在讲台前沿不停地走来走去，挥舞着双手，作着各种手势，给大家讲解体育健身的好处，带着浓浓的闽南口音喊道：“运动，运动，要运，要动！”他传授的健身一法――晚上睡前大便，新生们纷纷如法炮制，一时间传为校园美谈。由于十分重视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清华园里多才多艺的学生比比皆是。
我敢肯定，象我们这届学生一样，参加过多次天安门国庆游行，而又两次参加首都民兵师，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在清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64、1965年的九月份，我们八字班的1000多名学生连续两年在校内进行了一个月的军训，内容只有一个：齐步、正步、向右看。清华担任的是工程兵方队，大概这与它是工科大学有关。方队里一行是扫雷器，一行是步枪，第三行是爆破筒，周而复始。参加过队列训练的人都有体会：一行十几个人容易做到整齐划一，二三十人就难得多了。我们是50个人的排面，头几名稍有不齐，后面的弯可就大了，真是排头“差之厘米”，排尾“失之数米”。同学们从早到晚地训练，每步75 公分，每分钟73 步……虽然枯燥无味，但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使大家乐此不疲。当时经常在沙土铺就的西大操场合练。地上划着一道道白线，高音喇叭里反复奏着节奏感特强的《解放军进行曲》。几十行队伍鱼贯通过，主席台上的指挥员便对每个排面作出评语：“好！中（弯）！小（弯）！”练兵一个月，只用上几分钟。国庆节凌晨，大家穿好白衬衫、蓝长裤，最重要的是系紧皮鞋带，便肩扛各色武器，在浓浓夜色中向清华园车站进发，晨曦初露前抵达天安门东边王府井大街待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等到雄壮有力的军乐响起，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首都民兵师的队伍飒爽英姿地出发了，犹如一阵阵波浪向前推进。接近东华表时，已能听到前方广场中央军乐队的实地奏乐声，但它与耳边喇叭传出的乐曲声有细微的时间差。我们在行进中只得集中精力倾听前几排的声音。方队指挥员一踏入东华表，便一声令下：“向右看――”，前几排队伍就拼尽全力，发出狮子般巨吼“一――”；后面几十排紧跟着山呼海啸般地喊出：“二――”“三――”，同时使劲地用皮鞋跺着地面，“嚓、嚓、嚓”的巨响很快盖过喇叭的声音，整个方队迅即踩上广场乐队的节拍。有意思的是，为了保持排面整齐平直，上级规定向右看时，不准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本人，只能看城楼上他的画像。对这个规定，大家都能自觉地遵守，并不觉得太大的遗憾。好在1964年的一次天安门广场百万人集会上，我们清华学生就站在城楼底下、金水桥前，已经直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足足两个小时了。
倘若问起在清华园的日子里最难忘的是哪一天，我相信六十年代的校友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1964年10月16日。那年是建国15周年大庆，首都文艺工作者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挥、导演下，精心排练出声势浩大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国庆献礼，清华参加的是其中3000人的大合唱队。当时已经公开演出多场，没想到10月16日那场才是真正的高潮。入夜，同学们都在静静地自习。晚上八、九点钟时，我只听得周围各个学生宿舍楼里先是一阵骚动，继而到处爆发出一片欢呼。很快，校园路边的高音喇叭开启，一首欢快的乐曲过后，播音员极度兴奋地宣布：“热烈欢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刹时间，校园里象炸开了锅。原来这一特大喜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观看《东方红》演出后在接见全体演员时周总理宣布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回了学校。宿舍里，口杯、脸盆……凡是能敲的东西，都被当成了锣鼓。大家从宿舍、教学楼、图书馆、系馆涌出，汇成一股又一股人流，在校园里开始了自发的爱国主义大游行。当年19岁的我来不及穿上袜子，便夹着“人”字拖鞋跳进了游行队伍。大家热泪盈眶，唱啊跳啊，唱着《歌唱祖国》，用尽生平气力振臂高呼，简直要把夜空喊破。我只觉得热血上涌，心中充满扬眉吐气之感，为做为一名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只想说：“祖国啊，母亲！今后谁胆敢再挥舞原子弹欺负您，见它的鬼吧！我要为您生，为您死，把一生献给您的科技事业！”各路人流不约而同地向校园的中心――大礼堂、二校门汇合，越接越长。大家在极度亢奋中彻夜难眠。
谈到在清华六年的最大遗憾，就是我们这届学生并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校云集的中关村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我们在头三年半紧张地学完艰深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后，便被投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1965年国庆阅兵后，我们便开赴长城脚下的怀柔县，参加“四清”工作队。九个月后，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笼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提前结束了四清，乘军用卡车回校。此时已经闹成底朝天，满眼是“打倒蒋南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大字报，一队队“造反派”抓住校、系两级领导，让他们戴高帽、敲着破脸盆游街……圣洁的高等学府蒙受了奇耻大辱，偌大的清华园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接下来是全国大串联、毛主席十次接见“红卫兵”，部分首都学生赴各地“煽风点火”，帮助当地“造反派”炮轰各级党政机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同学逐渐厌倦这场运动，开始成为“逍遥派”，我们无线电系的学生过起了“男焊（收音机）女织（毛衣）”的消遥生活。在以后的两年里，“四人帮”江青一伙疯狂挑动派性斗争，全国武斗越演越烈。这期间虽然有过短期相对平静的“复课闹革命”，但最终战火还是在1968年烧到了清华园。我所住的九号楼正扼守交通要道，乃成校内两派“兵家必争之地”，苦得我们平民百姓只好仓惶“逃难”。几个月后毛主席派工宣队来结束了清华的大武斗，工宣队电令我们返校参加毕业分配。这年年底，在一阵“斗、批、改”的鼓噪声中，我们一腔无奈，黯然离校，把没修完学业的深深的遗憾留在了清华园。
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离开母校以后，几经沧桑，原本学理工的我竟走上了从政的道路。1973、1975年，我的两个儿子先后降生。1976年万恶的“四人帮”垮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历史走进了八十年代。1984年华夏大地计算机热刚刚兴起，清华谭浩强教授等学者编著的《BASIC语言》畅销全国。在对党政领导干部普及计算机知识的过程中，我感到简单的程序设计对于小学三年级学生来说并不难接受。在对大儿子进行了几次BASIC语言的启蒙教育后，便把老大、老二相继送进了福州市少年宫的计算机兴趣小组。此后他们连年获奖，老大还在高二、高三两次参加了国家奥林匹克竞赛集训队，因而有幸参观了清华。在1991年福建校友欢庆母校建校80周年的大会上，他作为中学生代表发言，表达了对父辈就读过的清华强烈向往的心情。次年他被保送入清华自动化系。过了一年，老二在重点中学也获得保送资格。他一心只想清华，后因名额有限，经过平衡，被保送入北京大学深造。两校近在咫尺，兄弟俩经常骑车穿梭来往于北大、清华校园之间，互相把对方学校当作第二母校；老二关于网络管理的毕业论文则干脆就是在清华做的。
两个儿子沐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茁壮成长。在中国这两所一流的大学里，他们不仅学业优秀，多次获得学校和国内外著名企业颁发的奖学金，而且课余积极参加科研创新设计和竞赛，成果斐然。他们兴趣广泛，在各自的系里还是顶尖的乒乓球手。本科毕业前夕，小儿子获得保送读研资格。由于父亲和哥哥“清华情结”的耳濡目染，清华是他多年的梦想。因而，在哥哥毕业出国深造的1997年，他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享誉全国的清华计算机网络中心，攻读硕士学位，使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