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本科毕业二十年
邵宁（1982铸）
转眼间清华本科毕业整整二十年了。这些年来，由于夫人李彦（82自）仍在热能系任教，女儿又在附中上学，我不断有机会回母校走走。虽然清华面貌在日新月异，但在我眼中，那些老建筑的背景之下仍不断闪回学生时代的场景，在学生们进进出出的教学楼门口，仍会感觉突然会走出几个熟悉的身影来。二十年前的一切恍如昨日。
1977级可能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批学生了。“文化大革命”把近一代人压缩在一起，一个班里老的老、小的小，刚出高中校门的有、已为人父母的也有。以我们铸七班为例，从张均满大哥到周小平老弟整整相差一轮。在班里我排行老八，人学前插过五年队、当过三年工人，大多数七七级同学也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由于阅历上的关系，七七级同学表现出这样两个特点：一个是学业之外的“奇才”不少，一个普普通通的同学不经意间露一手，就有令人惊讶的水准。记得当年郎威的诗。焦秀奇的字、赵国杰的小说、曾新群的剧本、庞静的报道都有相当的功底。另一个是这届同学的“社会性”似乎较强。在“十年浩劫”的坎坷岁月中，大家已经在社会最底层充分体验过生活了，现在突然进入了顶尖人才的摇篮，被放到一个被认为是前途不可限量的位置上，自然会有忧国忧民的思绪、济世报国的想法，尤其是当校园之外的社会正萌动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时候。在这样的群体和氛围中度过的本科时光，自然是丰富多彩和获益匪浅的。
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又在本专业读了两年研究生，师从于震宗教授和童本行老师，研究方向是造型涂料，最终成果是一篇当时“厚”冠全校的硕士论文。实际上，在报考研究生之前我已决心以后要离校改行了，最初的念头源于1982年初时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的朱?F基学长来校作的一次极具感染力的报告，他以雄辩的口才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广阔的、富有吸引力的校园之外的世界。研究生毕业时学校对我作出了不错的安排：留校、读在职博士、兼任学生辅导员，但我自己执意离校转行从事经济工作。好心的于震宗教授在博士生报名的十四天期限中等了我十天，看实在无法让我回心转意后才接受别的同学报名。这种选择使我和学校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以致于学校主管研究生分配的部门拒绝接待我准备调入单位的外调人员，多亏当时的系主任潘际銮教授和曾任我班辅导员的李德华老师从中斡旋，最终才使学校同意放行。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大跨度的改行确实有些不知深浅。虽然自己对经济工作有兴趣，但毕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基础，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社会背景，一切等于从头开始。好在那个时候百废待兴、人才缺乏，有文凭就受欢迎，大家并不太在意你究竟是学什么专业的。1984年底我离开学校调入国家经委，先进办公厅，后到综合局，搞一般性的经济分析工作。1988年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合并，我又进入国家计委，在综合司工作一年后调到经济研究中心，即后来的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经济政策研究工作。这期间根据国家计委的职能，主要从事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研究，短期性课题如宏观经济形势分析，长期性课题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八五”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我是参加者，“九五”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我已是主要负责人。在国家计委这样的经济综合部门里，外界重视程度较高、自我感觉较好的是一线实权司局，研究机构属于二线队伍。板凳队员。但对我来说，由于缺乏经济理论方面的专业训练，静下心来坐几年冷板凳、多看一些书是十分必要的，等于再读一个第二学位。直到现在，我还深深受惠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
1996年8月，为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力量，当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主管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陈清泰学长把我从国家计委调到国家经贸委，任企业司副司长，1997年4月接任司长（1998年机构改革中企业司更名为企业改革司）。这样，自己又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研究转到体制改革方面的实际操作，不过这一次的变化比毕业时改行的跨度要小多了。在国家经贸委，陈清泰学长既是我的直接领导，又是我在业务上的导师，他执著的敬业精神和谦和的学者风度使每一个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敬佩不已，即使在他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后，我们在改革方面遇有重大问题仍会向他请教。清泰主任虽是同校学长，但调我来国家经贸委时并不知道我是清华毕业生。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清华帮”的说法，但就我个人的观点，清华毕业生可能是最不成‘帮”的。一则清华学生分配较散，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足以构成人多势众的一“帮”；二则清华学生一般清高一些，崇尚单打独练、凭本事吃饭，不大讲究要相互提携。我在国家计委八年、在国家经贸委也近六年，始终不清楚机关里谁是校友。至于在上层有不少清华毕业生身居要职，那也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和物竞天择的结果。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最艰难、最复杂的一项任务。大量国有企业本身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计划经济的要求形成了产业布局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要使这些企业在结构上适应市场竞争，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是各方面体制矛盾的交汇点，国有企业的体制创新不但要改自身的体制，而且要求相关领域的改革同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关系到几千万职工的切身利益，政策制订不当或处理不妥，都会引发社会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还可以引伸出许多意识形态问题，很多改革政策出台都引发过政治方面的争议。企业改革司的工作就处在这些矛盾的焦点上。当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意义不容置疑，如果我们能解决好国有企业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将会是一片坦途。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岗位上工作，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近几年来，由于外部经济体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面对着十分巨大的工作压力。企业改革司有责任提出推进改革的思路和措施，又要直接处理大量困难企业的实际问题，包括到现场解决一些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行政机关的工作有不少是可以应付的，但这项工作不行，因为企业不能应付、职工不能应付。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期间，作为企业改革司司长要承担改革方面的责任，同是兼任的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主任又要承担脱困方面的任务，两线作战压力更加沉重。好在人努力、天帮忙，三年改革与脱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最终有了一个能够拿得出手的结果。
应该说，我离开学校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在学校直接学到的知识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我毕业后走的是一条清华学生的“异路”，是不值得效仿的。清华毕业生还是应该去搞专业研究，或从科研转向实业，这是正路。但即使如此，我仍能随时感受到母校赋予我们的无尽财富。理工科的严格训练强化了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改革的操作性设计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比文科毕业生更有优势，我们不敢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只有能够推导出来的东西才是可以提出来实施的。实际上我们正像当年解一道非常复杂的习题那样，来分析改革推进的逻辑关系和各种边界条件。清华大学文学社的活动锻炼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本科期间担任系团委副书记、研究生期间担任研究生班长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这些对于机关工作都是非常需要的，缺哪一项也不行。最为重要的一点我自己也没有概括清楚，也许是一种责任感、也许是一种使命感、也许是一种更高一些的要求，好像在清华读了几年书之后总应该做些什么，总应该做一些与清华的地位相称的事，这样才无愧于这样一所学校培养了我们一场。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仍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之中。要把我们倾几十年国力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庞大的生产体系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绝非易事、也非短期之功。这其中既有体制的转轨、结构的转轨，也有观念的转轨和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是一个牵动经济和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已经很大的就业压力和不稳定的二元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就像是在一座并不宽的木板桥上赶路，加入WTO又在催促我们尽可能要走快一点，以免在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和积累的经验看，这座木板桥我们是能够走得过去的，关键是要走好，每一步都要走好。为此我们仍在继续努力。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大事业。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着大政方针，千千万万人推动着实际的改革进程，任何一个个人在这项大事业面前都显得渺小、无足轻重。但大事业也需要许许多多的参与者。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参与这项事业，并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非常真诚的态度。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推进着这项事业。在从清华本科毕业二十年的时间里，这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经历。
（《清华校友通讯》复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