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清华二三事

中科院院士 黄祖洽（1948）

 

     1944年，我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暑假，联大还原为三校，我选入清华。1948年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续读两年，才离开清华园。回忆起在大学的四年学习和生活，有几件事印象最深：一是王竹溪先生对我的教育和关怀；二是清华的自然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清华同学会和学生会的作用。下面我将―一道来。

 

     本科期间，我有幸听过王竹溪、叶企孙和周培源等教授的课。其中教我的时间最长，给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竹溪先生。王先生先后在联大和清华教过我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他讲授清晰，推理严谨。讲课时，既注意阐明基本原理，又不忘介绍数学方法和技巧。他还在课余指导学生读些重要的参考书，引导他们自己去进一步钻研。记得为了更好地理解理论力学中的分析力学，他曾介绍我看Goursat关于一阶偏微分方程的法文原著。那时我还没学法语，他就亲自教我法语的发音，并借给我一本《Complete French Grammar》，让我在暑假中自学。我照他说的做了，并且在下学期开学后到图书馆借出Goursat的书来读，有疑难时就向他请教，从而得到许多收获。王先生不但在学习上对学生尽力帮助，而且也很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有一天课后，他问我：“你近来为什么这样面黄肌瘦？”当得知我是因为在食堂吃硬饭，消化不良，腹泻多日不愈所致时，便让我上他家里去吃软食，调理了一段时间，直到康复为止。这段时间中，王先生和师母完全把我当亲人看待，令我十分感动，至今铭记不忘。

 

     清华园范围很大，自然环境优美。那时园内还有一些水田，水四周围树木茂盛，林荫宜人。园东北角则有一个养奶牛的畜牧场，场内树木成荫。校舍虽然经过战时日军的占领和滥用（据说是作马厩），显得破败，但经过修缮粉刷，当然还是远远胜过在昆明联大所住的临时校舍。只是北京冬季气候严寒，需要取暖。不巧，我住的那间宿舍暖气管坏了，冬天冷得够呛。早上起来，被头上、墙壁上都是由呼出来的水气结成的薄冰。不过当时年轻，也不太在乎这点冷，学习的劲头仍然十足，每天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跑来跑去。因为教室和图书馆都比宿舍暖，所以晚上我总要等图书馆关门后才回宿舍。我性情喜爱自然，所以天暖的季节，特别是夏天，课后我常到校园里的树林中去散步，锻炼身体，有时也坐在树底下看书学习。微风吹来，空气清晰，顿觉神清气爽，学习的效率大增。清华图书馆藏书丰富，借书手续简便快捷，阅览室宽敞清静，是自修的好去处。物理系资料室就在科学馆二楼，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开架陈列，查阅方便。下课休息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到资料室去查阅上课讲授中老师引证的文献。在这样好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我度过了大部分的课余时间，当时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这真是一大乐事。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条件，似乎是我离开清华后，在国内其他地方再也没有遇到过的。

 

     1946年暑假，学校宣布从昆明复员到北京。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凡是有办法的，都陆陆续续地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学校走了。剩下一些像我这样没有办法的同学，便由学校组织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离开昆明，上路出发。一路上千山万水，走走歇歇，栉风沐雨，好不容易地到了上海。由于路上饮食不慎，我得了痢疾。到上海后，又累又病，好不狼狈。多亏上海的清华同学会出面接待，帮我们找到落脚点，解决了我们临时的宿舍问题。同学会又帮生病的同学联系到一家医院去治疗。怎么北上呢？也是亏了清华同学会帮忙联系，使我们能搭上一艘准备开到天津去的小登陆艇，到达了天津。之后再乘车到北京。到北京后，由于清华校舍还在修缮中，所以我们被暂时安置在宣武门外国会街的旧国会大厦。在这一段暂住国会街的时间里，承北大对联大复员同学的照顾，我得以在北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对痢疾进行了彻底的治疗，使我在开学后能以健康的身体投入学习。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由于进行内战，经济濒于崩溃，通货急剧膨胀。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学们从学校得到的贷金发下来后，如果不马上换成实物，隔两天便会变成废纸，那怎么得了？清华学生会急同学所急，在月初贷金发放时，统一从学校把钱取出来，马上到海淀的粮店买成面粉，存起来，这才解决了同学们每月的吃饭问题。弄得好的时候，月底还可以给同学们发一点剩余的伙食尾子。这点伙食尾子，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同学来说，却也可以用来购买一些纸张文具，对学习不无小补。

 

     时间过去50年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人也在不知不觉中由青年步入老年。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来，仿佛还像在眼前一样咧。

 

（《清华校友通讯》复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