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在抵御外侮内乱磨练中茁壮成长

娄成后（1932生物）

 

     1932年我领到毕业文凭走出校门，在国内外工作留学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承母校召我回到抗战大后方昆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新建的“植物生理组”任职，协助汤佩松先生开展工作，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改属为“清华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的成员。1949年“清华、北大、华大”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才不属清华编制。

 

     回忆起我在母校先攻读、后工作的十余年中，外侮内乱，从未间断过，而且愈演愈烈。沿海省份逐渐被日寇占领，国家濒临危亡，校址三度搬迁、破毁、重建！幸赖我校内部基础巩固，师生员工同心协力，奋发图强遵循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在抗御外侮内乱的磨练中，不断茁壮成长。

 

     我在校生物学系攻读期间，东北沦陷，南北各方军阀混战，此起彼伏，争权夺利。我校时而由南方政府，继而由北方执政来管辖，各自派人主持校务，四年内竟然更换了五位校长。虽然每年都受到政局动荡的波折，所幸学校内部在已经具备的坚实基础上，把稳航舵，循序前进。不论谁来作校长，多未能越轨干预学校的运转。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校一度被北方军阀执政更换校长，派来接收大员。当时师生员工成群结队，围绕校内巡逻，把守大门，将他们拒之门外。随着南北关系改善，另派人选，一道难关又算度过。我校在重重困难中，持续地实现着大学建设，兴修专业馆舍，聘任知名教授，招收大批学生，朝向贯彻拟定的发展计划迈进。我初到校时，生物系座落在“科学馆”的角落上。到我毕业前一年，已经进驻到新建的生物馆。当时我在四层楼顶的玻璃房内做毕业论文，用我国特有的银杏发苗，进行试验！现代生命科学起步较晚，我校生物学首先致力于调查、鉴定我国多样的生物资源与其生态环境；同时也开始添置设备，进行生长发育与遗传因子的机理研究。1935年更进一步与实践挂钩，成立了“农业研究所”的病理组与昆虫组。

     抗日战争时期，我校在西南联大师生员工密切合作的情况下，继续扩充了清华农业研究所的编制，还增设了无线电、金属、航空、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五个研究所都带有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的目的。只是大后方根基薄弱、农村贫困、工业萧条，具体能做到的只是协助解决一些小症结，很难在大规模上有所作为。虽然抗战屡遭挫折，从国内外战争局面的趋势来判断，我们对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具有坚定的信心。西南联合大学，集结三校精英，进行教学、研究、调查、规划；成员致力学问，培养后学；学生刻苦勤奋，钻研专业，养精蓄锐，做胜利复员后重整山河、振兴中华的准备。清华建立研究所的主旨也应作如是观。其实，西南联大与清华研究所浑然一体，教学研究经常交错进行，不分彼此，只是编制名义上有些区别。

 

     植物生理组最初就设在西南联大生物系区院内，可惜实验室才建成，就被日本飞机袭击、炸毁。于是我组同仁随即连同家属迁居到西郊大普集村边傍山依渠的果园内，陆续建筑多套房舍。不久，这片大普集的果园就成为农业、无线电、金属三所以及清华图书馆藏书的根据地。除了研究所的人员外，不少大学教授为了安心研读、躲避飞机袭击，也住在大普集附近的村庄里。直到抗战胜利一连七年留守在那里，工作与生活的情景正如下列诗句所述，恍如昨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果然，西南联大与清华研究所的预见中“的”，准备切合实际，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尽的职责。在有贡献的院士（学部委员）、知名院校的领导人员、国内外在科学技术上作出特殊成绩的学者中，不少都来自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清华研究所，可资佐证。

 

（作者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