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将是这样的人

陈咸章（1952，经济）

 

 

     我是1950年从上海转学到清华经济系的，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随清华上海北上会的新生集体出发，当时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还不能直达。记得在浦口转车时是在一个晚上，我在朦胧中一觉醒来，车厢外面一片通明，原来是在等待过江。岸边红底白字的“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南京”的大木牌标语十分醒目，充满着时代的战斗气息。到母校后，在大操场举行了迎新仪式，在雄壮的进行曲中，入学新生绕行大操场一周，场边是各系的接待点。我们经济系的接待点在最后一站，我当时的心情既有点局促不安，又有兴奋和自豪感：我终于成为清华学子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那时我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怀有兴趣和敏感。一次，我从校园的布告中得知茅以升先生要来清华演讲，就按时到工学院去听讲。茅以升先生讲的是建设钱塘江大桥的经过，一边放映幻灯片，一边进行讲解，使我耳目一新。还有一次，班禅额尔德尼到清华来参观，在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主席台上专门布置了一张披着黄统的大交椅，班禅端坐正中。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先生致欢迎词，全场气氛肃穆、庄重，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上层人物的团结与尊重，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民族政策的教育。

 

     母校名教授的风范也使我十分神往，记得某日在大礼堂前面的草坪边，有一位柱着拐杖的先生和一位戴深度眼镜的先生站在一起，有人告诉我，前者是潘光旦教授，另一位是金岳霖教授。他们高深的学术造诣鼎鼎大名我早就知晓，当时得以一睹风采，印象特深。我还不止一次在清华学堂附近见到穿黑长袍，持黑皮包，飘着美须，神态庄严的冯友兰教授的身影，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我在清华实际只念了大三这一年的课程，其间曾和同学到石景山进行抗美援朝宣传，越年响应祖国号召参加了广西的土改，当时叫“北京四大学法学院中南地区土改工作团”。我编在第二分团十三中队三十二小队，我校吴景超教授是分团的副团长。当时中共广西区委的领导多次向我们做过报告，帮助我们学习政策。下到农村后，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和激烈的土改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从小生活在城市，下乡的另一大收获是接触了农村实际，亲眼看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广大农民的贫困景象，从而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社会责任感。

 

 

     我在校的时候，清华为人民银行开办了银行专修科，培养金融系统的人才。我入学不久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先生来经济系做报告，报告的内容现在已淡忘了，但他当时说的“重工业是赔本的，轻工业是赚钱的”这句话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反映了计划经济和反帝、反包围的时代特征，常常引起我的思考。后来我选修了“银行业务总论”这门课，由人民银行各处负责人来校讲授。当时传闻我们将来也可能到银行系统服务，但毕业分配时却一个也没有留。正式分配的那一天，大操场上结彩悬旗，我班分到东北的有米鸿才、郑华民、张键元、唐涵英、胡宗德、江拥勤、刘文晔、冯尔?v、郭和平和我共十八，大家集体在大操场上法学院的红绸标下合影留念。从此各奔前程，大部分人到现在还未重逢。毕业时流传一句激动人心的话：“当我们在京再次相聚的时候，也就是为人民立功来见毛主席的时候。”充分反映了当时年轻一代的精神风貌。那时印发的“清华大学1952级毕业纪念”的书签上写道：“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美好的土地上，充满着这样的一种人……当他被人民召唤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总尽力贡献出自己的劳动甚而至于生命；在他所离开的地方，总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这样的人，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亲爱的同志，你！即将投身祖国的大建设！我们在这里衷心地希望：你，就将是这样的人！”铿锵的语言，鼓舞着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为着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去战斗，并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

 

 

     我是一个平凡的精华学子，几十年中一直在冶金部门的设计机构工作，最初由于学用不对口，曾使我感到彷徨和困惑。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又去念了业余工学院的化工系，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走上了技术的道路，这是我始料不及的。50年代曾数度跨过澜沧江，到远离昆明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现场，参加边疆一座炼铅厂的选厂和设计；曾迎着拂晓晨月跟随赶马人行进在荒凉的山道上；曾因澜沧涨潮不能摆渡而夜宿岸边帐篷。边城澜沧那里有一条河叫东卡河，当时我们几个年轻人自称是“东卡河人”，洋洋自得……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仿佛又回到早年的战斗岁月，感到十分激动并引起意味深长的联想。有人说，如果当年一出校门就去搞经济工作，可能会更得心应手。但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伟大祖国的召唤，把自己一生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我的理想，我毅然服从组织分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新的土壤中扎下根来，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对此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