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二·二九那一天

　　作家、编辑家。原名魏蓁一。1917年生，北京人。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中国青年》总编，《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社长等职。著有散文集《故国情》、《似水流年》，小说集《女人集》，长篇小说《母与子》等。

　　补考归补考，我一点儿也没有开夜车念书的劲，还是睡我的大觉。那一阵，我屋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同屋，我一个人住了一段。屋内挺安静，我睡得正香。

　　忽然间，我的肩膀被人狠狠推了两下，我醒了。揉眼一看，在还不明亮的屋子里，站在床前的是静斋女工友白妈，她急急忙忙断断续续只说了两句短语：“魏……魏小姐!您还不快起来？了不得啦!”她并没解释是什么事情了不得，但是我却立即豁然贯通，急忙把棉袍伸上袖，脚蹬上鞋，来不及穿袜子扣钮扣就往外跑，只见人们已有不少都从屋里出来，挤到了走廊上，一个个惊惶失色地互相告诉着：“都围上啦!四面都围上啦!”

　　迎面碰见彭克谨(彭克)，她那时候还没加入民先，是同情分子。她看见我，一把拉住，就拉到她自己屋里。她是和孔祥瑛同屋的。孔祥瑛是我们的女生流通图书馆馆长，但并不怎么“红”。这时正在屋里张罗。屋角坐着陆璀，正在低头写准备自己被捕以后留给母亲的信。还有一位避难者是谁我忘了。屋里还拥着好几位同学，她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几个是逮捕的目标，都来关心地想办法，有人替我们回屋找毛裤和袜子去了。我隔着玻璃望窗外，只见曙光中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穿皮革短大衣的警察，把楼围得紧紧的，一个个指手画脚，还有许多漆黑的军用摩托摆在楼前，黑森森一片寒光。

　　他们为什么不上楼抓人呢？有同学进来报告消息，原来女生指导员蒋思钿先生已经出面，来了个缓兵之计。她为他们说，静斋女生宿舍的规矩是不准男人上楼。要捕人，请他们另叫女警察来捕。所以人都在楼下围着。这时彭克和祥瑛就出主意：“你们得弄个假名字，想脱身之计。”说罢便找出学生名册来，翻那些现在不在校的女生名字。结果找出好几个华侨学生，放寒假走了还没回来。

　　“行了!就顶他们的名字。我们作证。”于是胡乱指派一番，我算顶菲律宾华侨黄晚好的名字。大家还一起编了几句口供。安排已毕，衣服也穿好了，倒没有事了，就扒着窗户看事情发展。

　　只见先是蒋南翔双手被绑着，由两个警察两抓着他过去了。我心里一个冷战，这次逮捕非同小可，怎么首先就能抓住老蒋？这恐怕非有特务内线办不到。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共青团不久，老蒋正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心里急，却不能说出，仍旧注目看窗外。

　　一会儿又照样绑过来一个，却是纠察队长方左英。站在我背后的同学诚静容，忽然惊叫一声：“方左英，这真是纯洁的爱国青年哪!怎么连他也抓？”是呀!连他也抓，说明不分左派非左派，凡参加救亡运动的都抓!我知道自己这次跑不了，什么也不想，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

　　忽然，从静斋东面唿隆隆跑过来一大片男同学，我们在屋里坐以待捉的人身不由已都跑到楼口。只听楼外男同学们大喊一声：“女同学冲出来啊!”我们全楼女同学就好像山洪暴发，所有的人哇哇地喊着，一拥奔下楼梯，每一个奋勇争先，有的人一跳两三阶，我记得自己简直是跌下楼去的。楼口虽有些黑衣武装警察把守，哪里挡得住这一股姑娘们构成的奔腾咆哮的洪流。我们全体冲出了警察的包围，和男同学汇合到一起，直奔西校门。在西校门，大家冲进校卫队室，抢回了被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方左英三个人。我记得后来又到南大门，一些男同学手拿长柄痰盂盖、军训枪、大笤帚往前上，把那些军警打出校门去。他们被打出之后，还想再往回攻，我们就不分男女大家一起往前推挤着校门，不让他们进来。我在人群里拼命地推着挤着，忽一回头看见我身边正挤着姚胖子(姚依林)，他向我笑笑，只说了一句：“呵呵!好啊!”倒像刚才被捕的不是他自己。

　　打完了这一仗，开全体大会，议决死守。还加强了防御和巡逻，纠察队登梯子上墙?t望。发现敌情，立即报告。

　　这一天别说考试，连饭也吃不下，大家议论的无非都是军警还来不来的问题。警车全被我们砸烂了，他们能不来吗？

　　果然到晚上就报警了，只听震耳惊心的钟声，又召集全体同学集合了。这次集合，到的人数特别多，在静斋门前人影憧憧人声杂沓中，只听到叫唤的声音：“大家上体育馆去!”于是大队向体育馆方向移动。我的共青团关系并不在学校，刚入团就把我派到城里妇救会去工作了。在这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有同学们。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走，上体育馆。陆璀在我旁边。她在说：“在群众里是最安全的??!”

　　一边走一边还有人陆续加入，只见孔祥瑛在队伍里大声向人说着：“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咱们清华人还能再不……呀？”是说不能再分左右？不能再分你我？抑或不能不团结？不能不和军警打？今已失记，疑莫能明。但是这个一向文静极了的姑娘忽然如此奋起的神情，我是总记得的　

　　刚走过小溪上的小红桥，她忽然又一把将我拉出队伍，悄悄对我说：“你别跟着走啦!另找个地方躲着去。”

　　我不知道她的话自何而来，但当即听从，出了队伍，站在旁边。马上，阿平(韦毓梅)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拉着我说：“走!”

　　我跟着她就走，还有王作民。走进林间小路，她才告诉我，去西南院朱自清先生家躲着去，朱先生是她的系主任，会收容的。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学生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儿又有人按门铃，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有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都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交给我们，说：“停一会儿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这时朱先生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一听，便在电话里吩咐：“来搜查，让他们搜查吧!不必抵抗。几个图书馆员哪里抵抗得了武装士兵!”放下电话，他告诉我们：是图书馆打来的。已经搜到图书馆了(那时他兼任图书馆馆长)。然后在屋里转了两个圈，忽然愤愤地面对我们，说：“堂堂国立大学，又没有亡国，竟有这么好几千军警带着机关枪跳墙进来搜查抓人，把大学管理规章当成粪土，把大学学生看成了强盗，真是从古以来没听说过的事!”他显然极为激动，但是没有拍桌子骂人，语调庄严。这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深沉的愤怒，跟当时只知道冲锋的我们不一样。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哩，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望，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12期，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