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爷园里的“勿忘我”

徐葆耕

????大学培养不出诗人和散文家，但一个没有诗人和散文家的大学不啻文采匮乏的制造场，孔子说，“有质无文则野”，这样的大学是谈不上什么精神魅力的。在我跨进清华大学时，这里已是“工程师的摇篮”，文科（除政治课外）都“扫地出门”了。但是当我徜徉于月下的荷塘或端坐在工字厅（小五爷园）的雕梁画栋之间或默立在王国维纪念碑前时，我总是被一种涌动着的情感所激荡，被一种浓重的诗情画意所包围。清华这种参不透的人文底?N是许多文科很强的大学所不及的。只有久居这里的人才能洞窥水清木华、文采风流的历史之谜。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了诗和散文的新时代。其时美文的繁荣端赖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文学刊物与文学团体，但扯大旗的多在北京大学。当时的清华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除闻一多等人的一些诗外，其他什么也说不上。1926年国学院建立，能够拿得出去的也只有旧体诗和半文不白的散文。赵元任是新派，但令人不堪忘怀的是他为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谱的曲。到了3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不同。1935年前后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诗歌卷由朱自清主编。朱是清华中文系教授。学者兼诗人或兼散文家，在任何国家都是凤毛麟角。收入“大系”的诗和散文中，至少有四位“清华人”：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朱湘，四位都可称为“名家”。西南联大时代，三校合并，形成了一个美文的繁荣时期，蜇居于昆明小巷里的青年人以巨大的民族忧郁酿造着诗的苦酒和烈酒，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九叶诗人”。逼人的社会问题总是或隐或显的支配着诗人的灵魂，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解放的斗争构成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诗歌与散文的主旋律。其时艾青、冰心、钱锺书、冯至、林徽音、梁实秋、李健吾、汪曾祺、王瑶、林庚都曾先后在清华任教或学习，为清华的美文历史平添了许多诱人的光彩。

????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是变化的，评价“美文”的标准也会不同。我以为，只要发自至诚并能使同代人感到审美愉悦的作品都可泛称为“美文”。为同代人赏识而为下代人所不取的情况时有发生，“隔代遗传”几乎是文学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能为多代人共赏的是丽苑奇葩，应该给以高的评价，而只为一代人赏识的作品也未必不会在今后的历史中重新发光，不宜轻易摒弃。

????1952年以后的清华大学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不仅学习负担奇重，而且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但校园文化活动并不贫困。记得我入学不久，在学生布告栏上看到一张不大的海报――“普希金诗歌朗诵会”。循着海报指示的地点，我来到了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学生宿舍，宿舍主人是建筑系的，主持朗诵会的是一位头发很长的学生，他在朗诵到得意处总要把头发用力向后甩一下，朗诵完了，又有其他参与者说些赞美或批评普希金的话。像这类小“沙龙”式的活动在“反右”前很多，完全是自发的。1958年“大跃进”时整个校园处在“发高烧”状态，我们办了个“烈火诗社”，在校刊《新清华》上开了个“副刊”，每期半个版，我们把发表的诗编集成册，请了徐迟、阮章竞、袁水拍、沙鸥、王亚平等一批当时红得发紫的诗人来校讨论这部诗集。那次晚会开得很热闹。结束时快10点了，我送徐迟回家，同他一起搭公共汽车到白塔寺他的住处已经11点都过了。末班车也没了，我又一个人徒步从西四唱着歌走回学校。那时候请大名人来学校是不需要付钱的，也没有人想到应该给徐迟派个小汽车。

????最近，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一些关于1958年“大炼钢铁”的细节描写，极其真实，令人捧腹。那的确是一个“升虚火，发高烧”的荒诞年代，但于幼稚与愚蠢的背后又的确有令人感动的圣洁与崇高。就像拜伦讲到《堂·吉诃德》一样：“《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他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如果我们阅读五六十年代的诗文，只见其幼稚和愚蠢，而不见其背后的圣洁与崇高，那我们对历史的阅读还停留在小学生读《堂·吉诃德》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否定的历史，也包括了对其间文化创作的否定。但我依然希望有人将“文革”初期清华“红卫兵小将”写的大字报结集保存。当时不少的“革命群众”反映：“清华的大字报比北大的好看。”从大字报内容的反人性和变态上看两校是不相轩轾的，但清华的“红卫兵小将”（含清华附中）确实创造了一种短小、犀利的新文体和话语体系，值得研究。它们不能构成审美对象，但却应该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我曾指导学生写过一篇论文，分析“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人的“红卫兵情结”，并认为这一情结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同理，当我们研究张承志、史铁生、郑义等人的创作时也不能忽略他们在青春憧憬期所接受的文化训练及其在心理上的积淀。

????八九十年代，清华人在文艺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在小说、电影、戏剧等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张承志等人以外，还有中杰英《灰色王国的黎明》、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我本人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邻居》。在散文方面，值得称道的是季羡林、宗璞、王辛笛、端木蕻良、杨振宁等人写的怀旧散文。九叶诗人郑敏教授年过七旬仍然新作迭出，且心灵如同二十多岁青春少女，令我感动不已。八九十年代青年学生的诗与歌是学生文艺创作中新鲜活泼的主流，但校园诗与校园歌曲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流向：校园歌曲溶入“大众文化”，而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清华不仅有蜚声社会的校园歌手、校园乐队，而且还有一批“歌迷”；而校园诗却更加精英化和唯美化。“没有传承，没有师从，没有偶象，没有族谱。由于一切都在移位，不能居停，词语被对应物的鬼脸弄得不知所措，只有动词还有稍许自信：我们说，我们写……”或可作为当代青年诗人的自况。在这五光十色的商品诱惑下，在计算机键盘瀑布般敲击的压迫下，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守在美的王国里充当忠诚的卫士。这个国度里的公民几乎逃亡净尽，他们依然苦守着。诗歌既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也不能带来权力，他们守护的是人的灵魂。就这一点而言，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对于他们的诗作，我历来不敢置喙，因为自知观念陈旧，怕年轻人听了笑掉大牙。但从校园美文发展的总体而言，我认为对文革后从西方涌进的各种艺术思潮进行反思是必要的。整个中国面临着“全球化”波涛的冲击，“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成为当代每一个文化人应该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的问题。朱自清先生早就说过，“现代化”不等于“欧化”。同理，“全球化”也不能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中国的美文总要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否则就成为无根的浮萍，时代的泡沫，既对不起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承传，也辜负了世界对于中国的期待。

????本文开头说道，美文只是一些如“勿忘我”那样的小花，但她却是一所大学文化灵魂的外在标记。面向新的世纪，清华决心提升自己，力争要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种提升，不仅在于创造高科技成果，而且更在于整体文化素质的改善。而文化素质卓越的外在标记之一则是大批优秀美文的自然涌现。本书收集的九十年来的部分作品，生动地展示了这所大学崇高的文化操守与无尽的青春活力。她给予我们一种美好的信念：在未来的百年内，清华会有艺术的宁馨儿诞生。她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光耀于世界。

二ΟΟΟ年六月十五日

于清华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