淦昌兄走了，就在1998年的12月10日。虽然我们曾经相约等到2000年，但恶疾的摧残却使他终于未等到这一天。祖国，失去了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我，失去了一位相知八十年的挚友。
携起手，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屈指算来，我与淦昌兄相识已有八十年了。最早是在1920年，我们同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那年，我十一岁读一年级，他长我一岁，高我一年级。
当时的浦东中学位于上海浦东六里桥，是由杨斯盛先生于1907年出资兴办的私立学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黄炎培先生。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如国学大师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就曾在该校任教。在教学上，学校因材施教，处处为学生着想、为社会着想。学校严格遵循杨斯盛先生亲自立下的'勤、朴、诚'三个字的校训，培养良好的校风。同学们都勤奋好学，朴实无华，虽处在'十时洋场'之旁，却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之风。因此，浦东中学毕业生不仅升学率很高，有的班百分之百地考取各类著名大学，而且培养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如革命家、文学家胡也频、殷夫、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王思仲、董纯才、夏坚白，史学家罗尔纲、范文澜，会计学家潘序伦；还有蒋经国、蒋纬国等都曾是浦东中学的学生。在培养人才上，浦东中学享有盛誉，当时教育界有'南浦东、北南开'之美称。
在这样优良的学习环境中，我和淦昌学习都非常刻苦，成绩也很优秀。那时上课用的教材中，除了语文是中文外，其余课程的教科书均是英文版的。我不仅用英文掌握了这些课程，还自学了德文、法文，因为成绩优异，在四年级时还跳了一级。有一个数学老师叫周培（号翰澜），他曾在国外留学，在讲课时灵活施教，善于引导鼓励学生自学。他既教我们班也教淦昌班的数学，课余时间我和淦昌都参加了他倡导成立的所在班级的数学自学小组。我们把解数学难题当成是一种乐趣，而且超前学习，在中学毕业时，我们均已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程--微积分。
提起当年的情景，淦昌曾回忆道：'有一次周老师出了一道书本上没有的几何题，我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来，心里焦急，突然受到一个动作的启发，找出了答案。我特别高兴，立刻去找老师说出解题的经过。周老师赞赏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凡事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大的难题也能解决。'老师的这番话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自此以后的一生中，每遇到困难，我就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去战胜困难。'
回想起在浦东中学的日子，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年级和班组，并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因为我们的学习都很努力，又都是周老师的得意弟子，所以彼此都认识并关注着对方。
说起我与淦昌真正的交往与友谊，其实还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
1925年6月，我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了清华大学招生的消息。7月中旬，我参加了今天叫'高考'的考试，结果以三门均是满分的好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到校报到后，得知王淦昌也同时被录取了，而且我们还成了同班同学。
清华大学建校于1911年，是当年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取名'清华学堂'，学生在此读完一年级后，直接送到美国留学。从1911年至1925年的十四年中，共派出一千二百名留美学生，其中有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叶企孙、周培源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海内外的知名人士。
1925年暑期起，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执行原校长周贻春的建议，停止招收留美学生，收取正式学生。我与王淦昌有幸成为清华大学新学制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时的清华大学从校长到教师，大多数是美国留学生，有些教师就是美国人，教学思想、方法和课程设置基本上都是模仿美国著名大学，加上有比较稳定和充裕的经费（庚子赔款），所以从教学、实验设施到住宿条件都比较优越。清华的办学宗旨是高标准的，宁缺勿滥，实行'淘汰制'。我们那一届招收了一百二十名学生，四年后，到毕业时只剩下八十名。严格的制度，为社会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栋梁之材。
当年像清华大学这样国内头号名牌大学的学费是很高的，一年下来学费加生活费约需三百至四百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几千元。而那时的大学与现在不一样，既没有助学金、奖学金，也没有勤工俭学。我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大好，为了保证我读书，早在我上中学时，姐姐就辍学了，大学几年的费用，除了家里供给一部分，大多数是靠借债。而王淦昌的经济也很紧张，他不到四岁丧父，十三岁时丧母，从小学到上大学的费用都是靠大哥资助。疼爱他的外婆为了使他生活上有人照顾，在淦昌十四岁时就做主为他娶进了十七岁的媳妇吴月琴。十八岁考进清华大学后刚过半年，王淦昌就做了父亲。
进入清华园，对我和淦昌这样从农村来的穷学生而言，就如同进了天堂。我们都很珍惜这四年的学习机会。我们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又是江南人和中学同学，因此很快就熟悉起来，并成了好朋友。学校的图书馆条件很好，冬有暖气，夏有电风扇，地板是用进口木料做的，人走在上面没有响声，我们下课后都喜欢一起去那里看书。
大学一年级时，我们学的是基础课，二年级时开始分专业。开始我与淦昌都选的是化学系，没多久，我因为不喜欢化学实验室里的味道和化学老师而欲改选物理系。当时的物理系主任是留美博士、国内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他在1921年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在国际上曾沿用了十六年之久。他在担任系主任的同时，还讲授普通物理课。叶先生在上课时十分善于通过实验让学生观察、了解各种物理现象，调动大家的学习兴趣。有一次，叶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做一项物理演示，即把豌豆放在一个很小的带有管子的漏斗上，然后从管子的那头吹气，豌豆飘在漏斗中间，掉不下去，也没有被吹的气冲走。做完演示，他请同学们解释这是什么现象？静了一会儿，王淦昌站起来身来回答：'这是关于流体的一个原理，叫做次努利原理。'叶先生非常高兴，说他理解问题清晰准确，从此对淦昌格外关注。后来淦昌虽然对化学也很喜爱，却还是下决心改选物理系。也许是仰慕物理大师的风范，也许是被物理学所揭示的自然美的诱惑，我和淦昌都重新改学了物理学。我们先后找叶先生要求转系，经过他的同意，我们如愿以偿。
清华大学将第一届的一百二十人为十七个系，每个系的人均不多，人最多的化学系也仅有十几个人，而哲学系竟只有一名学生。我们所在的物理系有四名学生，除了我与淦昌外，还有后来成了国内著名光学家的周同庆和另一个同学钟间，学生虽少，教师却有五名，其中教授、讲师各一名，还有三名助教。
当时的清华大学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的提高。学校规定，每天下午4点以后，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体育锻炼。淦昌除了喜爱踢足球外，还和我一样喜欢游泳。学校有座室内游泳池，即使冬天水温也保持在20度左右。游泳是必修课，校方规定学生每周至少进行二至三次的游泳训练，毕业时必须能游五十米。有趣的是，因为当时学校还没有招女生，所以我们在游泳时都是赤裸全身。
几年的大学生涯，不仅使我们学有专长，而且练就了强壮的体魄，使我们受益终身。30年代，我与淦昌在国外留学，进行核物理实验时，经常要接触到放射性有害气体--氡气，因为当时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健康都受到很大影响。就拿我的恩师居里夫人和其女儿、女婿一家来说，他们均是因吸收放射性气体和受到辐射，身体严重损害而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我与淦昌因为在大学游泳训练时学会长时间屏气，所以在几年的留学实验室工作中，身体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而且均长寿至九十岁。
1929年6月，我与淦昌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了。当时，国内大学还没有招收研究生制度，要想继续深造，就只有出国留学。而要出国，除了参加严格的考试外，还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后者恰恰是我们所头痛的事。然而，机会来了。一天，报上登出了江苏省招考首届官费留学生的消息，使我们非常兴奋。
这年的7月中旬，我与淦昌等四位同学一起来到了南京，住进了鼓楼附近的一个小客栈里。此时的南京，气温高达38度，客房里阴暗潮湿，像蒸笼似的令人透不过气来，苍蝇、蚊子、臭虫轮番进攻。我们每天靠烧饼、油条充饥，夜里只休息两三个小时。考试是在中央大学进行的，经过三天三夜的拼搏和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8月中旬，在上海崇明县家中，我终于接到了由江苏省教育厅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在去宁办理有关手续时，我了解到此次参加考试者三百多人，最后仅录取了不到十人，同学王淦昌、周国庆均在录取之列。因为当时正是现代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欧洲又被誉为世界科学的中心，所以我和淦昌都选择了那里，不过我去了法国，他去了德国。
就在1929年底，我来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在注册时，我收到了一叠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移民科学家的名字，其中有居里夫人的名字。我想起大学四年级《近代物理》最后一章'放射性'中曾介绍过居里夫人。这位法籍波兰科学家是世界闻名的镭和钋的发现者，是'放射性'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曾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料到两天后就接到她的回信，邀请我去面谈。她看了清华大学校长写的推荐信，并了解到我曾在国内通过了官费留学考试后，欣然同意接受我为她的学生。以后的四年，我就在著名的巴黎大学镭研究所里和居里夫人朝夕相处，最终成为她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的物理学博士。
来法国的第二年，我收到了淦昌从德国的来信，说他进了柏林大学，跟随导师迈特内教授在柏林郊外的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做研究生。这个所也是世界著名的研究所之一，与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巴黎镭研究所和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齐名。迈特内是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很有影响的犹太血统的实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亲切地称她是'我们的'居里夫人''，并认为她的天赋高于居里夫人。1938年底，哈恩发现、迈特内解释的重核裂变现象，震动了全球物理学界，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国学生。
在学习和工作中，淦昌是一个十分执着与认真的人。记得1932年冬，我去德国时到他的实验室看他。他当时正在用β谱仪和计数器作测定ThB + ThC + ThCn的β谱的上限实验。这个实验的困难很大，因为β谱仪本身不大，自制的计数器必须做得特别小，才能记录下不同能量值的β粒子数，从而描出β谱来。在吹制实验用的玻璃计数管时，稍一大意就吹破了，往往要花很多时间，用很大的耐心才能吹成一只。由于成功率不高，我看到实验室内一地碎玻璃，就开玩笑说：'老兄，你可以开玻璃店了。'然而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他最终用自己吹制成的玻璃计数器管，装配成了盖革-缪勒计数器，并且取得了比较成功的实验数据。据当时的一些科学家认为，王淦昌所取得的实验结果，虽然分辨率稍差一些，但在强度方面比赫赫有名的埃里斯要精确得多。
四年的留学生涯一晃就过去了。1933年12月，我回国以后不久，王淦昌在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的主考下，顺利地通过了哲学博士论文的答辩。
国难之际，我们曾经相约走科学救国之路
提起我与淦昌的人生经历，曾有人说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说是的，这也许是志同道合的缘故吧！
曾记得，早在清华大学时，作为热血爱国青年，我们就曾一起参加过中共元老李大钊等人领导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游行。那是在1926年3月18日，那天正好是我十八岁的生日，我与淦昌及清华的同学们身穿童子军军服，在校学生会人员的带领下，沿铁路经西直门，一路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前的广场，只见门前和四周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这时候有人站起来演讲，带领我们喊口号，只听军警中有军官吹起了哨子，随着哨声，军警们的枪口对准了游行的队伍。当第三声哨声响起时，枪声响了，顿时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所幸的是我们的领队在听到第一声哨响时，就命令我们大家卧倒，所以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了过去。
那些军警当时用的长枪是五发子弹为一梭，趁军警们换第三梭子弹时，我迅速地跃起，爬过堆积得有近一米高的死伤人堆，冲向广场边的一堵矮墙，正在翻墙时，一颗子弹射进了我身边的墙壁，溅起的粉尘扬了我一身。我翻地墙后，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向我招手，就跑到她家躲了起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外面没有枪声了，我才回到学校。回校后，我才知道同学中韦杰三被打死了，另有一个同学受了伤。后来了解到，这次事件中被打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淦昌等几个同学聊得很晚很晚，几乎一夜未眠。大劫之后幸免于难的我们，此时的心情更多的是气愤与不平，想到段祺瑞政府置国家尊严于不顾，反而帮助外国列强镇压爱国人士，真是岂有此理！这次惨案以血淋淋的事实，给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之课。它使我们看清了反动政府腐败、卖国的真面目，懂得了'马瘦被人骑，人弱被人欺'的道理。从那天开始，我们相约，一定要发奋学习，走科学救国的道理。
从此，科学救国就成了我和淦昌经常议论的话题。但是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在我们去欧洲留学几年后在德国柏林郊外的那一次。
那是1933年寒假期间，为了拜访德国一些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探望同学好友，我来到了德国。在柏林郊外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里，我见到了淦昌。老同学久别重逢，尤其是在国外，按说本应是件高兴的事，但我却发现在他的微笑中隐含着几许忧郁。
那天下午，在附近的一座小公园里，淦昌告诉我他的导师迈特内很快就要走了，因为她是犹太人，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那时候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虽然还没有上台，但德国国内的政局已经很动荡，纳粹党的活动日益猖獗。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趾高气昂穿着黄色制服的纳粹党徒，他们仇视排斥犹太人。有犹太血统的大学教授、商店或工厂的老板等都是他们攻击和欺侮的对象。我就亲眼目睹了一家犹太人开的商店被砸得货物满地，玻璃飞溅。
我告诉淦昌，前几天我曾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见到了著名物理学教授BORN和HEILER，我本想向他们求教一些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可是他们已无心与我探讨了，因为他们也是犹太人，即将逃亡英国。说到这些，我们都很气愤，没想到政治局势的变化，使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教授们，也成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淦昌说：在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气氛中，我感到窒息，已经无法全身心地继续埋头于实验和书本之中了。
冰冷的莱茵河，已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们也无心观赏；苍凉的小山林一片寂静，看不见绿色，听不到鸟鸣。我想，这大概就是强权政治给德国天空制造的苍白与恐怖吧。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话题转到了祖国。想到一年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我们的心就感到一阵阵被撕裂般的痛楚。虽与祖国远隔重洋，但我们几乎天天看报纸、听广播，时刻关注着国内事态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祖国的危难，异国的恐怖，导师的遭遇，使我们深深地痛恨那个社会，为什么列强总是欺负弱国？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科学家不能报效国家？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我们思考着。异国他乡，我们深深地惦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惦念着水深火热中的国内亲人。
那一天，在柏林郊外的那个不知名的小公园里，我们又一次相约：学成后归国，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尽管国外科研条件十分优越，尽管恩师的一再挽留，尽管国内动荡、前途未卜，然而，相隔不到一年，我们还是先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辛勤耕耘，毕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1933年，我离开法国取道苏联西伯利亚回到了祖国，不久应中央大学的聘请来到南京，成为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那一年，我只有二十五岁，是学校也是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从此我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工作直至退休，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六十多个春秋的辛勤耕耘，我也是桃李满天下了，如今我的弟子中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十二人，其中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就是我当年亲自指导其毕业论文的学生，想不到我这个居里夫人的学生，后来也带出了一个'美籍华裔的居里夫人'。相比之下，淦昌兄做出的贡献却要大得多。
1934年春，淦昌回国后曾先后在山东大学与浙江大学的物理系从教十六年，后又在北京及国外等重要物理研究机构从事核物理等方面的研究，不仅科研硕果累累，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据说其学生中有十四人是中科院的院士。像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就是他40年代在浙江大学时的得意门生。
有意思的是，当年李政道与杨政宁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推断，就是由吴健雄用实验加以证明的，李、杨二人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想不到淦昌与我归国后一直没有机会合作，却由弟子们实现了，而且青出蓝而胜于蓝，这也的确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事。
回首往事，令人感慨不已。尽管从国外留学回来后，我们就一直天各一方，难得聚首，但我们的心却是相通的。为了祖国核物理事业的开创与发展，我们都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记得三四十年代，是核物理发展的黄金时代，人们继中子被发现后不久，又发现了核裂变，为实现链式反应和制造原子弹等核武器打开了道路。不幸的是，这些科学成就首先被用于人类的互相残杀，导致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相继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那时，我曾接到淦昌从浙江大学寄来的信，信中谈起核裂变和原子弹的事，我们为核武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而感到悲哀。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什么是原子弹，它对人类和平所构成的威胁，我和淦昌分别在当时中央大学所在地重庆、浙江大学所在地贵州，向当地民众和师生作了一系列的专题报告，一时间在社会各界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作报告的消息当时曾登在《中央日报》上，蒋介石闻讯，曾命令侍从室人员找到我，要我制定一个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我因急飞南京忙于筹备临时大学工作，而且我也清楚，抗战刚结束，中国欲制造原子弹谈何容易，就拖着未办，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想不到的是二十年之后，毛主席关于'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的愿望，竟是由淦昌等人实现了。
60年代初开始，淦昌兄作为前方的将领在祖国的大西北隐姓埋名十多载，带领一帮人浴血奋战，终于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1958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在南京大学创建了核物理专业，至1962年开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核物理方面的专业人材，其中许多人都作为新鲜血液充实到了淦昌的手下和原子能、核电站等岗位。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我与淦昌一直失去了联系。直到70年代后期，淦昌奉调回京，担任二机部副部长、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我作为中国核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经常去京开会，我们才开始恢复了往来。记得1978年3月，我去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会后去淦昌家拜访。那是近二十年后第一次见面，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那天晚上，淦昌热情地留我和我同去的大女儿共进晚餐。他的老伴吴月琴虽大他几岁，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却为人热情大方，烧得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家乡菜。杯盏交错，谈笑之间，'说尽向来无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须'，彼此都生出许多感慨。
遗憾的是自80年代后期，我因类风湿性关节炎日益严重，行走困难，加上年事已高，我们就再也未见过面，双方的联系主要靠电话和双方的女儿传递，但我们却时刻关注着对方。
晚年的淦昌仍是个思想活跃、勤奋进取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淦昌原本高度近视的眼睛看书写字越来越困难了，其家人劝他说：'你看人家施先生，除了著书立说，还经常画画油画，写写诗，你也应该调剂调剂。'可淦昌总是呵呵地笑道：'我不看书难受呀。'淦昌就是这样一个把学习和事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人。在他患晚期胃癌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对死亡，他仍镇定自若，他确信'21世纪是生物工程的世纪'。别人送他一本《生物学基础》的小册子，他如获至定，有时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后来疼痛折磨得他无法看书了，他就叫女儿给他借来许多录音带放给他听，或者把书读给他听。
在病痛和困难面前，淦昌是个充满乐观而又极有毅力的强者。1996年，我因心脏不大好装了起搏器，为了防止感染，要连续挂好几天水，我有些不耐烦想拔掉针头。后来我在北大工作的大女儿春节时去淦昌家拜年时谈及此事，淦昌笑嘻嘻地对我女儿说：'告诉你爸爸，这样不好。要听医生的话，你看我就很配合，医生叫我干啥就干啥。'1997年，淦昌在马路上散步，被人骑车撞倒，造成右大腿胫骨骨折。医生当时提了两个方案，一是手术换人工骨，二是采取保守疗法用中医治疗。他与家人商量后决定用第二种方案。医生说：按病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看，恢复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奇迹出现了，在淦昌的积极配合治疗和锻炼下，几个月后，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竟然能扶着手杖行走了，这令我们大家都十分惊讶。
淦昌多年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执著的追求，在事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曾被人称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原子弹、氢弹之父'。然而他深受人们敬仰之处，不仅在于其对科学的贡献，而且在其为人。他还是一位正直的、精神境界高尚的人。他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不畏强暴、乐于助人。
1998年12月10日，是淦昌逝世的日子。在其去世两周年之际，我以此文缅怀和纪念我的挚友、老同学--淦昌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