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10年考取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的前身）选送的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赴美留学，习气象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1928年任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1948年任浙江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竺可桢在复旦公学学习期间，因学校是马相伯、严复等人创办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对他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思想上逐步树立起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理想。
在唐山路矿学堂的竺可桢，发奋刻苦，门门功课优秀，成为全班的学习尖子。当时路矿学堂的绝大部分教员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在洋人的眼中，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中国人受歧视是天经地义的事，对竺可桢这样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他们也从不称其名，惯以学号相呼，根本不尊重中国学生的人格和民族感情。这使竺可桢的心灵受到无法抚平的创伤，为中华振兴的呼唤时时回响在心中，他清楚：个人的尊严要由祖国的强盛来支撑。
1910年竺可桢考取庚款留美资格。为了振兴中华农业古国，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土木工程专业，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于1913年获农学学士学位。不久，竺可桢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气象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期间，他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等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并于1917年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
1918年竺可桢回到祖国，在武汉和南京两地任教。1927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邀，在南京筹建我国第一个现代气象研究所。从此，竺可桢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气象观测和气象研究事业中。
中国是个季风气候影响广泛的国家，季风活动对气候影响重大。1933年他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提出中国冬季气流的运动与变化源于西伯利亚高气压、印度低气压、北太平洋高气压、阿留申低气压四大气候运动中心共同作用的结果。1934年竺可桢在《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夏季季风活动同中国降水量的关系。上述理论成为中国长期以来天气预报的主要依据。
每年夏秋季节，我国北迄辽宁省沿海，南至广西自治区海域，都受到台风的影响。在台风研究中，竺可桢把风力在6级以上的称台风，而把6级以下的称热带风暴，12级以上的称之为强台风。他根据大量气象资料的统计，按台风径不同分为6个主类，即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和南海台风。1918年他在《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的论文中，指出：“台风中心，温度多突增高，湿度则剧烈低减，故必有缓和之下沉气流存在。云雨之消散与风速之衰减即系于此。”
作为我国近现代地理学的拓荒者，1922年竺可桢在其《地理教学法之商榷》一文中，在中国首次提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学是 研究地面上各种事物之分配及其对于人类影响之一种科学。”地理 学作为一门区域性与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他把农业气候分析、气 候区划和自然区划相结合，这种同生产实际相结合的科研方式，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1930年他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是我国对自然区划研究事业的先河，它奠定了中国日后气候区划和自然区划将全国分为8个地区的理论基础。
物候学是气候学的姐妹学科，着重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并可直接指导人们因地制宜，不误农时，发展生产。作为我国物候学事业的创始人，他左60年代与宛敏谓合著的《物候学》，是我国物候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书中指出：由于光照的变化，候鸟生殖系统随之发生变化．引起候鸟的南北迁移。在竺可校的组织、推动下，我国相继完成了各地区的物候历，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积极的作用。
气候变迁研究工作，在80年代才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和投入。然而早在20年代，竺可校就已开始对气候变迁的研究事业，并于 1925年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开创出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道路，其代表作有：《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和关注。在研究中．竺可核认为在5000年来的前2000年，黄河流域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冬季温度高3℃～5℃，与现今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的气候则是冷暖交替，最低温度出现在公元前 1000年、公元 400年、1200年和 1700年前后，大体每隔 400至 800年波动一次。同时，他还指出，这种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竺可桢从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率先提出了开展大规模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的工作，并成为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开拓者。在进行这项系统工程中，他提出：“综合考察工作只有积极配合和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才能顺利进行。”同时，还要求考察工作要对边远地区获得第一手资料；根据任务的需求，组织科学家对掌握的材料进行系统研究；重视考察中的研究问题和应用问题的解决。在50～60年代，竺可桢组织中国科学院数十个学科各异、任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身为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他一直把科普工作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工作。早年在确立“科学救国”时，竺可恢便论述早婚、近亲结婚的危害，食物结构和健康的关系，航空飞行的原理和社会价值；从事气象研究时，宣传气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他建议把“发展自然科学，普及科学知识”一条列入《共同纲领》。他全力筹建北京天文馆和自然博物馆，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竺可桢反复强调：“科学普及和科学提高是分不开的，互为因果，只有在科学普及的基础上，科学水平才容易提高；也只是在科学水准提高以后，普及工作方容易推动。”
竺可桢一生俭朴，为政清廉，公私分明，先人后己。他在82岁时曾抒怀道：“我们应达观为怀，有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时代，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出他对祖国、对科学无限的爱。
作者：柏万良，选自《院士的爱国情怀》第8～12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