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叶企孙（1898?D1977），上海市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5年应聘任清华教授，翌年任物理学系主任，1929年任理学院院长。在西南联大时期，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1949?D1952年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主任委员）。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我有很多老师，而叶企孙教授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叶企孙老师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关怀青年，以毕生精力培养人才，从零开始，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科研教学并重的理学院和对我国科学发展深有影响的物理系。叶企孙老师是国际上用X射线衍射实验正确测定量子力学中的基础数据普朗克（Planck）常数的功勋科学家，他的4位数字的普朗克常数曾沿用了长达16年之久，历经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证实、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核裂变的认识和利用等许多近代科学的考验，只在20世纪50年代才通过汗牛充栋的实验数据的系统分析，增加一位数字，而形成了现行5位数字，但公认的可靠数字仍旧是4位数。叶企孙老师这一贡献，鲜为人知，而叶老师自己则几乎从来没有提起过．这种虚怀若谷的崇高品德，怎能不使人崇敬仰止！
叶老师在1918年以留美公费生赴美学物理，1921年发表了测定普朗克常数的论文。在美国国家标准实验室中，深受勃列奇门教授一丝不苟的严格实验作风的影响，在返国后曾多次宣扬工业发展中国家建立度量衡工作的重要性。他的观点真正得到重视，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设置了度量衡局和相应的研究实验机构，才得以实现。
叶企孙老师1924年返国，曾任教于南京前东南大学物理系，一年后即返归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和张子高教授、郑桐苏教授分别担任物理、化学和数学的教学工作。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叶企孙老师等力主自办大学本科，在1925年建立了大学部，1929年创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由冯友兰、叶企孙、陈岱孙教授分别主持各该学院的创建工作。叶师聘到了物理系的吴有训、萨本栋教授，数学系的杨武之和熊庆来教授，化学系的萨本铁、黄子卿和高崇熙教授等。从1924年起废除了各省保送的招生办法，1933年恢复招公费留学生，但改为在北京、上海两地公开招考。以后，又增设广州、汉口两个招生点。每年在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中用考试公开选送24名留美公费生。不几年，这一举措得到庚子赔款各国政府的响应，建立每年公开招考留英、留荷、留法等公费留学生的制度。有不少公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我国教育、科研的骨干力量。
从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北洋政府不断更迭，外交部长也连年换人，它所派出的校长，有的长期不到校，有的到校不久就离任，有的由于政治背景而遭到学生的驱逐。清华大学校内以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为代表的改革派，为了维持教学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了以院长、教务长、总务长五长联席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领导全校工作，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解放为止。在北伐以后，清华大学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国民党南京政府曾派出罗家伦为校长，来校主持校政。由于罗家伦在受职演说中出言不逊而遭到学生会发起的驱罗运动，这一运动僵持了一年半之久。叶企孙老师被师生公推为代理校长，主持校政。最后，这场风波以任命留美公费生总监梅贻琦为校长而告终。从此以后，清华大学在梅校长的主持下，在叶、冯、陈诸院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的领导下，飞速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业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大学。
清华大学理学院在30年代初，即已增设了生物系、地学系（包括地质和气象）、心理系各系。1931年又成立了工程系，后来改为土木系，以后逐年增设了电机系、机械系、航空系等，成立了工学院。所有这些系科的增设，教授的聘请，都呕尽了叶老师的心血。
抗战中，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叶老师为了为国家积蓄科技力量，在昆明用清华基金设立了农业、无线电、航空等五个研究所，其中农业研究所是在抗战后创建清华大学农学院的基础。
在叶、冯、陈院长的倡导下，清华在30年代初期，首先成立了各系的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为我国培养了许多学术人才，如吴晗、费孝通、彭桓武、陈省身、许宝?J、林家翘、汪德熙、陈新民、赵九章等，都曾在清华研究院学习过。当时在研究院结业，只给毕业证书，不给学位。
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都考了个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以名列前茅而被录取。入校后，即为清华的苏州中学校友会所注意而安排和苏中老同学何凤元、殷大钧同住一室。以后知道殷、何都是物理系老同学，殷是当时清华的中共地下党书记，物理系四年级同学，后来1946年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曾是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的秘书。殷毕业离校后何继任书记。解放后，何风元曾任民航局局长。在一年级学习中，殷、何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详细地介绍清华中国文学系来自清、杨树达等教授和历史系陈寅恪教授等的学术造诣，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杨树达教授亦曾宣扬中文系获得一位少见的高材生，他曾宣称钱伟长除了英文差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钟书相比。陈寅恪亦曾表示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他们也曾详细地介绍了物理系同学的学风严谨，在叶企孙和吴有训教授的身教言教下，重视实验，重视自学，思想开明，同学间师生间的学术讨论争议不绝，同时也介绍了叶师在普朗克常数，吴有训在X射线衍射实验和理论方面建树的国际地位，也深深吸引着像我这样的年青人。我是1931年9月16日到清华大学报到的，9月19日晨就传来了日军一夜间占领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消息，年青人无不义愤填胸，我自然地想到，学文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终于下了弃文学工学理的决心。清华那时还只有初设的土木系，在殷大钩等的影响下就决心要进物理系，当时并不晓得有原子能，只大概知道物理是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基础。当天我就找了吴有训教授，谈到申请转学物理系的愿意，但吴教授好像很有成见，说物理系每年只收几个学生，都要有较好的数学物理基础，不肯收我转系。我一连去了3天，也没有效果。殷大钩建议，由他约同物理系三年级同学赵九章、王竹溪，以及何凤元一起向叶企孙求援。叶企孙老师热爱青年，尤其热爱有创造力的青年和敢于实践试验的青年，对赵九章、王淦昌等，亲如自己的子女。1931年夏，他曾和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教授把江苏金坛一个杂货铺的青年伙计华罗庚选来清华数学系当系办公室的文书，允许他随班听课，自学进修。叶老师每星期都要找同学去聊天，而且不限于物理系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他也经常带领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一起到北京近郊游览名胜古迹，在同游中和同学无所不谈，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开明教授。我们在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家，出乎意料之外，叶老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他还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了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兴衰盛亡的内涵，用“志”来叙述社会发展的总面貌，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他知道我叔父钱穆和燕京大学郭绍虞、顾颉刚教授关系较好，而郭、顾两教授都是当时的开明爱国教授，估计他们一定也会同情我的志愿，通过他们对叔父的劝说，一定能动员叔父去疏通清华两系教授的。我遵照叶老师的叮嘱去这样做了，居然取得各方的同情和吴有训老师的批准，以试读一年级物理系的名义进了物理系，规定：一年后数、理、化三门课同时都超过70分，才能正式升物理系二年级；不然，转系仍旧去学文史。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
在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和吴有训老师的领导下，得到很快发展。1928年聘到了萨本栋教授（后来任厦门大学校长），1929年聘到了周培源教授，1934年聘到了任之恭教授，1935年聘到了霍秉权教授（解放后任河南大学校长）。所有教授都重视科研工作，更重视实验室工作，对同学的教学实验都非常重视，同学经常要从借用仪器设备开始，独立自主地按指示书安排实验。同学从实验得到的训练，远远超过在助教安排好的实验桌上做一些测定工作的实验课中所得到的训练。教师们除了指导学生上实验课外，都有自己的实验科研课题，夜以继日地在进行工作。当时，赵忠尧教授和一位助教傅承义，在铅砖围着的实验台上用自制盖革谬勒计数器研究伽玛射线，我们都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盖革谬勒计数器，在当时是研究放射性的必要工具；吴有训教授在余瑞璜讲师协助下，在研究X射线衍射现象，所有电源、衍射设备和结晶等都是实验室自制的；周培源教授研究步枪子弹弹道的测定；萨本栋教授用并矢研究线路问题；任之恭教授研究二极管的特性和一些电真空问题；叶企孙教授研究测定气体的状态方程和临界状态的测定，以及原子光谱的磁场影响即塞曼效应等，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物理学的前沿热点问题。老师们的行动给学生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也都重视实验为基础的科研活动。例如，我和同学顾汉章自大三第二学期起，就在叶企孙教授指点下从事北平大气电的测定研究，自己克服困难，设计仪器，动手制作仪器，曾和北平每日天气的变化联系起来，连续9个月日以继夜24小时测定大气电的强度。有不少天，叶企孙教授亲自参加和研究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问题，有时和我们一起工作到清晨。这一工作就是我们的大学学士学位论文，论文长达200页，图表70余幅，曾在1935年青岛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上宣读。可惜顾汉章同学积劳成疾，从青岛返校后不多天就病故了。叶先生对此深为痛惜，以后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开夜车。又例如，叶老师曾建议熊大缜（清华七级学生，我的同班同学）研究红内（注：今称红外）摄影。但那时红内线敏感的胶卷还是国际上的保密技术，在国内工业落后，这一方面也毫无信息和人才，而熊大缜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年，在一无资金、二元技术的条件下，在叶老师的鼓励下，用谁也想不到的道路经过两年的时间就搞了出来。小熊（那时同学们都这样称呼他）在大学机械馆东南角跨过小桥的学校侧门口开了一个照相铺，叫做“清华照相馆”。小熊自称是老板，向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些洗印放大器械作为设备基础，许多同学都去照相和印相片，生意兴隆，不出一年就挣了不少钱，用这些钱，逐步买进了新设备，还清了原向清华借用的实验室设备。他用所掌握的洗印经验，在1936年还为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光实验室，设计了当年在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利用这些设备，他从物理系光谱实验室X射线衍射照相的胶卷中，摸出了国外红内敏感的胶卷涂层化学材料，就用国内的化学试剂复制了这种材料。也许性能还不够稳定，颗粒可能较大，但小熊能在京西香山鬼见愁顶上用这种粗制的胶卷，在深夜照出了整个清华大学的俯视夜间全景，大礼堂气象台历历在目。以后，也在鬼见愁顶上照过北平城的夜间全景。这时我们才理解到红内照相技术的国防意义，当然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熊大缜和叶老师的努力，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效果。但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建立了民族自尊心，在以后一辈子的实践中，更证明虽然我们深知工业先进的国家有先进技术，但绝不说明中国人不行，只说明社会组织的落后，阻碍了中国人的才智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清华当年从无到有能在短短一段时间崛起发展，不能不说叶老师在建立理学院的过程中，提倡实验实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化学系、生物系、地学系（包括气象学）、心理系都很重视实验和实践，从而培养了许多到现在还很有名的科学家。
在物理系内，在叶企孙、吴有训老师的倡导下，鼓励自学，鼓励在学术问题上自由争论，鼓励选读化学、数学，甚至于机械、电机、航空等外系课。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师生打成一片，学术讨论“无时不在也无地不在”，有时为一个学术问题从课堂上争到课堂下。系里经常有学术研讨会，有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短期讲学，学术访问，如欧洲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 H. D. BOhr）、英国学者狄拉克（D. A. M. Dirac）、法国学者朗之万（Paul Langevin）、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 N. Wiener）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 Th. vonKarman）等都在1934～1937年间在清华讲过学，使同学们接触到世界上科学发展第一线的问题和观点：从玻尔原子模型观点引发了核外电子问的相互作用，从狄拉克的正电子假设联系到赵忠尧教授的枷玛射线实验结果的理论假说问题，从维纳的信息论看到了科学的交叉发展问题，从冯?卡门的湍流方程问题引起对流体力学湍流问题本质的讨论等，从而使一群年轻学者间引发更热烈的争论和探索。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着我国新一代的物理学者，如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葛庭燧、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胡宁、郁中正（现名于光远）、赵九章、傅承义、陈芳允、李整武、余瑞璜。还有早期的王?鞑?、龚祖同，数学系的华罗庚、段学复，化学系的张青莲、陈新民、汪德熙、陈冠荣，地球物理的翁文波等，都是解放后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有林家翘、戴振择、陈省身等，都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教师中像叶、吴、周、赵以及孟昭英，化学系的黄子卿，数学系的熊庆来，地质系的冯景兰等，都是解放后的老一辈学部委员。那时的清华理学院，尤其是物理系，可以说是盛极一时。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终生难忘的良好教育，而这种教育的缔造者，应该说是叶企孙老师。
物理系那时课程不多，但都是精选的重点课，4年中一共只学了大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热学热力学、电磁学、光学和声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近代物理、原子物理、相对论和无线电学等12门课。每学期只有一两门主干物理课，每课讲得不多，但每堂课一开始就公布指定自学材料的书名和章节，这些自学材料在学生图书馆阅览室借书台上用很简便的手续可以随时借阅，只用借书证抵押就能借用一个单位，限在阅览室中阅读。像赵忠尧教授讲的电磁学，一学期45学时讲课，教本是阿达姆著的《电磁学》，还要求我们自学了路易斯编的工学院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本教材的主要部分。各位老师讲课都很精彩，多数人并不按教材讲，而按逻辑和发展历史讲，一般都能启发我们思考问题、争论问题，使科学的精髓深入学生思想，经过自由争论，都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终身不忘。尤其像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中，涉及光速和光源运动的关系、迈克尔逊实验的发展、黑体辐射、量子概念、物质放射性、玻尔原子模型，跃迁的选择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的发展，都是叶企孙和吴有训老师特别反复重视从历史发展和实验上讲解的内容。吴、叶两位老师都重视学生选修化学系和数学系的主干课，在叶老师的鼓励下，我就全面学习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4门化学课和全部化学实验课，也选修了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教授开设的高等分析、近世代数、集合论、群论、微分几何等课，叶老师等还鼓励我们去听机械系和电机系、航空系的主干课。在这4年中，在叶企孙老师的直接指导下，使我在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方面建立了较为广宽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整套自学的科学方法并树立了严肃的科学学风，为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不少清华大学的青年学子，就是在叶老师等教授组织安排的环境中进入科学殿堂的。
叶老师和青年学生关系密切，叶老师长期居住北院7号，晚间经常是年轻学生造访和论谈的场所。叶老师一辈子独身，身边只有一个能干的周师傅，既是司机，又是管家。叶老师经常和各班的一些青年建立了友谊，熊大缜就是我们那几班中和叶老师关系比较密切的一员，从四年级起到毕业后留在学校当助教，到1937年卢沟桥抗日战争开始为止，一直和叶老师住在北院。从五?四运动以后，清华的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叶老师的家中，也是年轻人议论这些事情的场所，叶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心请参加议论。尤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有几次反动军警包围搜捕清华学生时，有不少学生领袖就曾躲藏在叶老师的北院7号家中，殷大钧、何风元和叶老师就很熟悉。在喜峰口 1932年刘汝明抗击日寇后，清华学生曾分三批去喜峰口慰劳前线将士，就是由何凤元去叶老师家请求学校支持交通工具，那次我也在场，当叶老师听说物理系有好些学生参加时，不仅即时和梅校长交涉，学校每次出大客车三辆，而且叶老师主动让他的司机周师傅，驾着叶老师的私人车给慰劳团使用。叶老师还要亲自参加慰劳团，后经大家劝阻才同意不去的，但在第三批出发时他还是参加了，而且一直到了喜峰口外激河桥前线（现在河北省迁西县境内）。在1936年，傅作义部下在绥远百灵庙（现呼和浩特、二连之间）击败日本侵略军大捷，清华师生曾发起慰问前线将士，叶老师发起教师捐款，家属自用缝纫机组织起来制作棉衣和伤病员的卫生疗养用品，送往百灵庙前线，这些活动也是在叶老师的家中聚会时谈及的。
1936年2月，北京反动军警曾在某日早晨，包围学生宿舍，按告密名单搜捕地下党的领导成员。该时地下党书记牛佩琮（解放后曾任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社主任）和我住一屋，当反动军警推开新斋405房门时，牛佩琮已起床在盥洗室洗脸，不在室内，由我缠着军警。牛则闻声逃出新斋，到附近北院叶老师住宅中换了周师傅的衣服，由北院后边牛奶场溜出了学校，从此再未返校。在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不久，清华学生抗日救国会曾组织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一行22人（其中有历史系女同学吴瀚一人），自1935年12月24日清晨6时离校，经过天津、济南、徐州、蚌埠，而于1月13日抵南京，1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旅社和中央大学等散发反蒋传单，全体被捕，押解郑州，逐放北返。在出发前，当叶老师知道我参加这一队伍，而且还有6名物理系学生（其中有戴振铎，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4名化学系学生参加后，即派熊大缜来补充我们的行装，动员1936级物理系同学杨龙生把他的加强的新自行车借给我，换下了我的破车，把熊自己的皮茄克借给了我以御寒，而且给我们从学校所存军毯中每人配备一条。出发的早晨，他和梅校长都在大礼堂前送行。后来我们知道，他还派青年体育教师张龄佳在天津、济南、徐州等地为我们打前站，疏通当地当局，给我们放行。在南京被捕后，也是他动员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等出面交涉，才以押解至郑州，放逐北返了事。
在叶老师的客厅内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学术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动态和国家需要。在他书房和客厅里，桌上、地板上到处是一堆堆的书。他经常阅读英国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了解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报导，从而引导我们的注意和议论；但他更重视我们国家在当时的缺门，他讲出了这种缺门学科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鼓励我们将来去补缺。我现在记得，他很重视海洋学、地震、地球物理、地质板块学说、航空和高速空气动力学、湍流、金属学、金相热处理、无线电和电真空、气象学、大地测量、水文学、信息论、天文和天文望远镜、矿物学、潮汐和海浪、酶和蛋白质、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物种变异、植物保护、森林和沙漠、地下水等无穷无尽的科学技术问题。他那时还是留美公费生的考选委员会主任和留英公费生考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每年都按学科派选公费生去攻读博士学位。选考的学科，显然有许多是和叶老师经常在客厅内谈到的方面相一致的。他动员了王大珩、龚祖同去英国学玻璃工业技术，傅承义去美国学习地震，赫崇本去美国圣地亚哥学习海洋学，赵九章学习海洋动力和海浪，涂长望去英国学习气象，钱临照去英国学习金属物理，王遵明去美国学习铸工和热处理等，数不清的名单。他不仅动员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而且也动员像钱临照（东北大学物理系助教）和涂长望等非清华的毕业生。在20世纪30年代，有不少青年在他的指导下，出国学了许多那时我国还很生疏的学科，返国后特别是解放后成为我国不少学科的创始人。叶企孙老师在20世纪前半叶建立以科研、教学并重的清华大学理、工、农各学院各系，通过公开考试选派留美留英公费生，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叶老师也非常重视科技图书资料的收集。不论谁从欧洲返国，或访问欧洲，一定希望他去瑞士文化科技城市苏黎世旧书铺看看有没有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之间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全集、选集，和历年过期的有名科技学报、期刊，并代为校系收买。这样，清华大学图书馆在1922年到1937年间曾收集了大量这类名贵图书资料，这对清华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学风建设起了推进的作用。这些图书在1936年日寇侵入华北前夕，在叶老师等人组织计划下，曾全部装载四五百箱，运到重庆，藏在市内山洞中，胜利后又运回清华，到现在除一部分农业、地质书籍分存北京农大。地质大学外，其余大部分仍留在清华，这是我国较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图书资料，而且有不少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如法兰西科学院院报、德国物理学时报、英国皇家学会汇刊等，都是从1840年前后开始的，还有欧拉、拉普拉斯、斯托克斯等人的全集等，都是非常少见的科技文献善本。
叶老师口才不好，而且口吃，还带有上海音，但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别深入，引人入胜。叶老师不论在学校的行政工作多么繁忙，每学期都要讲一门课。我在4年中就听过叶老师讲的热学和热力学、光学、声学和近代物理。他在其他班次中还讲过物性学、量子论、原子光谱学等课。在1939年春季我从北京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时，叶老师因为要到重庆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把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讲课任务交给了我，我在1933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学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还不错，满口应承了下来，他同时也交给我有关五堂课的讲课（业已讲过两堂）笔记，以便接课方便。但在叶师高滇后，我仔细按叶老师的笔记备课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在1933年学热力学时，所有的实例都是气体定律方面的，如理想气体定律，范德瓦耳斯方程，临界状态，和气体的热力学函数等，这是反映了30年代前期，气体状态问题、蒸气动力问题是当时工业中的热点问题，所以，不论在物理系的热力学，机械系的热工学，或是化学系的物理化学中，都重点讲气体问题。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金属学发展很快，金属的热力学性质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热力学作为基本物理定理，没有大大变化，但其应用重点业已转到金属学方面去了。叶老师博览群书，他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中利用热力学定律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稿。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随着时代改变其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一定要使一门基础课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经常阅读大量有关科技的国际期刊，消化吸收到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有了讲课的指导原则。我后来讲过10年的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经常结合各门工程的最新发展，讲许多新的实际问题，就是继承了叶师的这一精神。我后来听过不少知名大师教授的讲课，也都是这样的。使我更加深信，做好一个大学教授的基本条件，不仅是写出一本教材，而是在于能不断吸收国际上的科技新发展来更新和丰富讲课的内容，基础课要如此，专业课更需如此，也进一步使我渐渐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
抗日战争自1937年7月7日开始后，清华分校决定在长沙开学，清华师生不断自天津南逃离开北平，但在北平城里有家属的师生，还有不少由于种种困难，并未离平。清华校内也还有不少贵重东西，如国内独一无二的一批放射性镭，和一些贵重的小型设备，尚待设法南运。学校就让叶老师留平主持其事，并设法解决南下师生困难，特别是提供旅费资助。11月以前，叶老师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那时我住叔父在北平的家里，叔父家藏书很多，幼小堂弟妹多人，在上海战争开始、南京陷落后，返老家之路已断，亦暂住北平。那时我在稀有元素的光谱分析工作上有较大进展，这一工作是叶老师指导的，我还每星期到六国饭店找叶老师讨论分析光谱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到11月中，叶老师还建议我和抱病（结核）留平的葛庭燧在张子高教授管理的国家编译局支持下，翻译那时新出的葛氏原子核物理学，用翻译报酬支持生活和葛庭燧养病之用。12月，叶老师和熊大缜忽然到我家，要求在我家存放一批干电池和电阻电容，并由熊告我，他现已正式在任丘的吕正操部下建立冀中区，这是该区极需的后勤用品。不几日又在家商议如何购买西什库大街一家干电池厂的全部器材问题，后来发现该厂仅有的两个工人都是任丘人，他们也正想回家，好容易花了2000多元就买了下来，运到西四北大街存在一家古玩铺里，后来有人和这两个任丘人一起偷运到了冀中。那年年底，又用叶老师的钱买了一台手动的台式压床。年后叶老师就离北平去天津，在津住在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同学会。1938年2月间曾托人让我去找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区指导制造火药，汪德熙知道这是叶老师的意见，当即同意去冀中，估计半年可以完成，约好秋后在津会合，同去南方。同年3月，我也离北平去天津清华同学会，在天津见到了化学系研究生同学林风，还有何汝揖、祝舒德等人。熊大缜经常来津，才知道叶老师用他自己的积蓄和清华大学留在北方支援滞留平津教师南去的经费，通过熊大缜支持冀中区，已有不少清华的同学、教师和职工去了冀中，在天津的那些同学也都在叶老师支持下，做冀中的技术后勤工作。在日益增加的后勤要求下，叶老师的财源业已山尽水绝，不得已叶老师在10月亲自离津南去筹资。12月汪德熙来津会合，和同学苏良赫、刘好治4人同船离津经港去昆明。到昆明后才知道熊大缜已被冀中区误会为国民党特务而被捕。后来叶老师接受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职务到重庆去，亦是为了有机会在重庆见到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以便反映真实情况，谋求营救熊大缜。后来知道熊大缜已遭处决，叶老师在解放后还几次通过组织，要求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叶老师仍以此案株连被捕。1969年释放返北大，仍以熊案为念，7年后辞世。约在70年代后期，我在人大会堂召开的蔡元培百周年纪念会上，收到一本高平叔同志编的蔡元培年谱，从中见到叶老师自津南下在港停留期间曾访问蔡元培，并为支援冀中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事请蔡转求宋庆龄副主席帮助。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熊大缜通过叶老师得到的资助绝不会来自反动派。为了得到更明确的证明，我曾写信给和宋庆龄副主席熟悉的廖梦醒同志，请她查明在港期间宋副主席是否曾见过叶老师的信，是否谈过支援冀中区的问题，后由廖梦醒同志转来宋副主席办公室同志正式来函，确证此事属实。我曾以此和何成钧、钱俊瑞同志和钱临照教授商量后，把廖梦醒同志的来信和我的说明书转到党中央有关部门。约3年后，中共河北省委正式为熊大缜平反，亦足以告慰叶老师在天之灵了。
作者：钱伟长，选自《世纪清华》第102～11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