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仙洲（1890－1975），河北完县人。工程教育家和机械工程学家。1932年起一直任清华大学教授，历任京津高等学校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筹委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第一副校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刘仙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工程教育家。他执教50多年，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作风，高尚情操和处世风范，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主张工业教育采取“工读协作制”
刘仙洲先生自1918年从教以来，就注意研究工程教育。1918至1921年，他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机械科任教员。此间，他一边执教，一边对我国工业教育进行积极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在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4年学习的历程，总结了当时他的执教生涯，研究了青年学生重理轻实的心理障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非常落后的实际状况，又参考美国中央教育局关于工业教育的经验，于1920年11月，提出了“工读协作制”。这是他提出的关于我国工业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工读协作制”的基本精神就是工业教育要理论结合实际。刘仙洲先生常引《公羊传》的名句云：“巧心劳力成器物曰工”，认为这是对“工程”的定义下得最好不过了。他说：只“巧心”而不“劳力”，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理论的工程家，可以做文章，可以勉强教书，但遇到具体问题，就难免不切实际；只“劳力”而不“巧心”，是只有实验而无学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熟练的老工匠，可以按图制造，可以照着仿做，但一问其所以然，则茫然不知所对。
怎样才能做到既“巧心’又“劳力”呢？他的方法是要学校与工厂协作，学生在学校求学理，在工厂求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奋于一身。学生所做的工，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相接近。他从他在香港大学学习和自己进行工业教育的经验，深知这是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制度和方法。
刘仙洲先生的这套教育主张，也吸取了美国教育的有用经验。他对于外国文化，既非一切排斥，更非一切崇拜，而是择其优秀的部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需要，加以吸收，洋为中用。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可以有四种好处。第一，各级工业学校可以减收昂贵的费用，清寒而聪慧的学生，得有人学的机会。第二，因为一人学即须做工，那种注重学理，轻视实际，自视颇高，不愿向工人请教的陋习，可以得到改变。第三，各级工业学校毕业生的出路，可以得到拓宽，减少“毕业即失业”的虞虑。第四，各级工业学校的实习费和设备费的开支，可以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他积极提倡的“工读协作制”，是与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的实际需要符合的。
他曾将他的这套制度和方法写成详尽的意见书和计划送交北洋政府和其后的国民政府，但通通遭到冷遇，或以“留备采择”为名，或“暂缓实行”为由，而被束之高阁。
刘仙洲先生的“工读协作制”的思想真正地获得实现，是在北京解放以后。1949年初北京和平解放。从是年春季起，他即于授课之余，经常参加当时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有关农业机械的座谈会。是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京东郊设立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现北京内燃机总厂），自5月起，他兼任该厂的顾问。就任之时即建议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在清华大学附设农田水利专修科，在华北农业机械总厂附设农业机械专科学校。这一建议立即付诸实行。他的多年宿愿，一旦实现，欢喜莫名。他更被聘为农业机械专科学校的义务教务长，并讲授农业机械课程。在他躬亲主持下，两校学生一面在学校“学理”，一面在总厂作工（“实验”），真正做到了“把学校和工厂合成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这两个学校没花国家多少钱，却在短期内培养出近百名农业机械专业人才。这些学生毕业后都分配到华北各省农机部门，发挥了骨干作用。
二、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1958年党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刘仙洲先生由衷地拥护党的教育方针。作为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于1958年4月在《人民教育》上，以“高等教育和生产结合的几种办法”为题，发表了那篇文章。他说：“过去我国读书人一向‘重理论轻实际’，重视书本学习轻视体力劳动，甚至轻视劳动人民。如果使“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或‘文化学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就可以纠正这种偏向，对青年一代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政治意义。这可以说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的第一步。”他凭着数十年的思考和经验，又同时考虑到“这一工作是相当复杂的和细致的”，特提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七种方式，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根据“工读协作制”的原则和方法，成立工读班。他说：“工读班是采用半工半读办法培养工业人才的一种方式。外国有个别高等学校就采用过这种方式。具体作法是学校和工厂合作，把一班学生分成两组（同一时间，同一设备，可以培养加倍的人数），一组在学校上课，另一组在工厂做工。到一定时间以后（例如三个月）实行轮换，原做工的一组回校上课，原上课的一组到工厂做工。在轮换以后，学校教师把课程重讲一遍，在工厂里两组学生的工作是互相衔接的。……据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到工厂，马上就很顶事，所以很受工厂的欢迎。”他亟盼我国若干工业学校可以找些工厂试行一下。工读班之外，他提出的教育结合生产的其他六种方式是：利用学生实习，生产市场需要较多的成品或接受加工订货；自制本校或本系需要的仪器设备；接受委托实验或委托研究；接受测绘及制图工作；接受测量工作；接受设计工作。他主张“工读协作制”，拥护党的教育方针，不是片面强调劳动、生产实践的重要，轻视理论的学习，而是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他对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的一切方针，都完全拥护，积极贯彻。但对生产劳动过多则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各种会议上明确地说：“学校总还是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他还说，学校、工厂、科学院各有自己的任务，应该有所分工，不能同时不分主次地都搞教学、科研、生产这三项任务。这些意见，在当时的某些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襟怀坦白，是非分明，直言不讳，历史最终证明他的批评意见是对的。
1961年5月，在清华大学建校50周年的盛大庆祝会上，他以第一副校长的身份，代表校务委员会在庆祝会上作报告说：“我们取得的成绩，比之伟大的目标，相差还很远，经验也很不够，必须继续前进。”他对学校的基本任务，明确地说：“学校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干部。学生要有坚定的革命精神，还要很好地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我们必须看到，为祖国培养成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专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因为这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还指出：“学校的工作是以教学为主体。教师是教学工作中的主导力量。教师应很好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全面地关心学生的成长，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学生应尊重教师，虚心向教师学习；同时在学习中也要发挥自己积极的能动作用。新老教师必须加强团结，使全体教师特别是年长教师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此，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自由讨论，最后求得真理。”他在那次报告的最后部分，向全校号召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和科学作风，概括起来就是：
坚定乐观，勇敢奋发的革命精神；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民主团结，严肃活泼的同志关系；
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
他所提出的这四大作风，是他要求全校师生要做到的，同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他往往是要求别人（包括他的学生）做到的事，他必首先做到。
在那次会后大约一星期，他又针对某些同学学习不甚踏实的现象，通过校刊《新清华》向同学们循循善诱地说：“你们来上大学，主要是要求你们努力钻研科学技术，为祖国而勤奋学习。我国高等学校能不能培养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干部，对我们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生产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影响。你们在政治上要努力进步，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这当然是首要的。但是认清了方向，还需要走路，才能达到目的地。在前进中要求不断地辨别方向，但会不会走，走得快慢，都影响我们能不能达到目的地。步行、骑马还是乘车，这就要看你掌握了什么样的实践活动的本领。坐汽车总比骑马、步行快得多。所以我们必须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国家要求你们德智体全面发展，你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或又红又专而不健康，都是没有完成任务。我们教学计划上所规定的内容，对你们的学习都不是多余的，一定要严格依照学习。团支部和班会的干部也不要放松业务学习。”
这些近30年前教育同学发奋学习的教渝，至今有其现实意义，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刘仙洲的教育思想，正如其整个为人一样，是紧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
三、自编中文教材
旧中国，尤其是在本世纪初，高等教育事业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那时我国仅有的几所工科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唐山路矿学校等，多聘外籍教师，仅有的少数本国教师也多是留洋毕业生。无论中外教师，所用教材均是外文的，舍此另无教材。教师用外语授课，更是自然的事了。早在1920年，刘仙洲先生就指出了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察吾国之工业教育，如大学之工科，及各省之工业专门，所授课程概用洋文……遍询坊间，无用中文出版者。”“中国人教中国人，恒用外文课本，有时更用外国语讲解，长此不易，我国学术永无独立之期，国将不国。”他本人则独树一帜，始终用汉语讲课，并发奋自编中文教材，教什么就编什么。为此，他几乎献出了他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他把星期日叫做星期七。每逢此日，人们常见他总是手不释卷，奋笔疾书。夏日炎炎，人们都纳凉去了，他却埋首著述，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一天不知要更换多少回。抗战时在昆明联大，时有敌机肆虐，频频来袭，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笔耕，著书立说。人们常谓，他编的书，一字一句，都饱含了他的心血。他编撰的《机械原理》，是我国工科大学第一本这种教科书，迄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1918至 1948年，他先后编写了6本中技教科书和9本大学教科书。这些著述是我国最早用中文编写的工科大学教材，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的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我国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的创始人。
四、严谨的教学作风及其对学生的潜移默化
刘仙洲先生素以教学作风严谨著称。他要求学生严格，同时对自己也同样要求严格。解放前他每周教课12小时。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到有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到教室画好，而且尽量用不同颜色的彩笔画，力求层次分明，易看易懂。在讲课和作业方面，他更是从内容到形式，要求学生和他自己一样都一丝不苟。他的讲课，不仅推理严谨，深入浅出，板书工整，而且遣词用字也非常严格。他从不用那些含混不清的工程术语。当他在给学生讲授热工学课程时，认真地讲述了他是如何屏弃了那些“热含”、“热含量”……等含义不明确的名词，创造了“焓”、“嫡”等新词，避免了望词生义而对物理概念的误解。他授课时尤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50年代他在给清华大学动力系学生讲授热工学时，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但他仍然带着学生到实验室，亲手转动发动机，讲解优良的热力学性能如何依靠巧妙合理的结构得到实现。在向学生布置作业时，他总是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各种线条的粗细等，倘违要求，一律退回，限期重做。在这样严格的老师面前，同学们在学习上谁也不敢来半点马虎。考试时，他更是铁面无私，奖罚分明。他总是站在考场门口，一边一份一份地收答卷，一边对每份答卷都注上时间，对提早交卷的，奖，加分；对延迟交卷的，罚，扣分；对过时太久的卷子，就不收了，无异作废。个个学生，莫敢渎犯。他认为，工程人员必须建立这样的价值观念：花不同时间完成同样的工作是不等价的。他就是这样地把握住每一个环节来培养同学的优良工程素质。
这种严格、严谨的教学作风，在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不仅是刘仙洲先生如此，大部分教师也如此。经过了年复一年的陶冶默化，形成了清华大学特殊的一种教风，成为清华特殊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刘仙洲先生那里，有着许多讲不完的故事。今举二三，以广教益。他说，清华在教学上，教师很认真，学生也很认真。教师从不轻易缺课。有一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孙国封督学来查学。他查的结果是，机械系和物理系的所有教师，在一学年里没有缺过一小时的课。其他各系的教师，请假的也很少。这与当时请假缺课已是司空见惯的某些学校相比，实属难能可贵。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课堂上常常点名，并且下课以后5分钟内，就由工友将缺席名单送交注册组登记。一门课如缺课在1/3以上者，就不能获许参加该门课的大考。大考成绩非常重要。在工学院，它占总成绩的50％，日常作业占10％，小考和月考占40％。主要课程小考频繁，1月1次，或每周1次、每两周1次。学生必须平时就把功课学得好，临时抱佛脚是不中用的。考试作弊，绝对禁止，一旦发现，本次考试就作零分。以后学校更规定，考试作弊，一律开除。纵有侥幸心理的学生，也殊不敢擅犯。他还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时，有从某校二年级转学联大的某生，当时由我审查是否收录。我见他成绩单上，力学成绩是80分，就对他说，‘这门课不必重学了。’他却说，‘过去学得不好，全书只讲了3章，希望再学一遍。’一学期下来，一本教科书全学完，但是他考试的成绩却只有18分！当时某些学校的个别教师，设有考试‘底分’，然后按照学生考试的成绩，加上这个‘底分’，算做成绩。有的‘底分’甚至高达80分！这就是说，学生的成绩没有在80分以下的。”分其高矣，但所值几何！他还说，清华工学院的教师非常注意教育和训练学生严谨和准确的作风和习惯，例如严守时间和讲究计算的精确度等。刘仙洲先生对此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个学生计算飞轮的半径，将小数点错移了一位，1.2尺变成了12尺。刘仙洲先生发现后，当场把这位学生叫起来问道：“这间教室有多高呀！你的机械在一般厂房里能搁得下吗？”他还谆谆教诲同学们：“将来你当了工程师，在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如果小数点差了一位，那将会造成什么结果！所以一定要加以严格的训练。’20世纪30年代，曾是他的学生的朱景样同志，怀着无限深情说：“我们今天能够严格认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和刘老师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刘老师以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培养了我们机械工程的几代人才。”
刘仙洲先生对同学一方面是很严格，一方面又是蔼然可亲的。50年代时，他已年过花甲了，所以讲课时声音较小，但是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声音平稳，时有风趣，同学们都爱听爱学。他还经常向班长和课代表征询同学们的意见。在校园内，有时他路遇同学，必招手致意。正课之余，他差不多每学期都要带同学们到近在咫尺的圆明园去凭吊那残垣断柱的遗迹，并向同学们讲解当年英法侵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同学们从刘老师那里受到了很深的爱国主义教育。他还将他对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成果，按照教学内容的需要，适当融于教学中，同时也利用它来对同学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学们在旧中国上中学时，从来只知道有一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及其欧几里德几何学，又知道一个阿基米德及其定律。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有谁，不知道了。经过刘仙洲先生讲解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明家与科学家，他们才知道了祖冲之、张衡、一行、梁今瓒……等等大科学家和大发明家，心中油然而生起无限的民族的光荣感和自豪感！立志要继往开来，为发展我国的机械工程而努力。
刘仙洲先生的教育思想、教书育人的教学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作者：唐纪明，选自《刘仙洲纪念文集》P96～107，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