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0日是我父亲贺麟100周年诞辰，10年前的1992年9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举行“贺麟学术思想研讨会'，祝贺他90岁寿辰。那时他重病住在协和医院，在生日刚过、研讨会结束时，他静静地走了，所以今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对他的学术评价，只能由学术界和后人来做，我想写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可能可以反映 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一）求学时代
我父亲贺麟1919年从成都石室中学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1926年高等科毕业，他多次说起在清华求学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他当时理科成绩平平，由于中学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较深，所以读大学后对文史哲方面的兴趣更浓，当时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梁启超和吴宓。他到梁启超的宿舍去请教过学问，借过书，梁启超也指导过他读书。他选吴宓的翻译课，最后只有三个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他们师生共同讨论，并翻译一些英文的作品，共同探讨翻译的原理与技巧。他与吴宓的关系由师而友。1926年他出国时吴宓曾写长诗赠他，对其中两句“学派渊源一统贯，真理剖析万事基”他终生不忘。1931年，他从欧洲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时还与吴宓一起同行一个多月。回国后也一直有学术和生活的交流。他清华求学时期最难忘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可以自由地在图书馆看大量的书籍，还有就是朋友间探讨学问。当时他与张荫麟、陈铨是好友。他们并不是一个年级的，但因兴趣相投，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探讨如何做人做学问，一起办《清华周刊》。他与张荫麟常因对问题观点不同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彼此真诚相待，友谊更深。同班同学中他与陶葆楷关系较好，一直到八十多岁时还有联系。1986年校庆他们班毕业60周年时返校聚会，聚集了近20人，大家捐款在学校修了个小亭子。
他们那代知识分子出国，大都抱着强烈的“知识救国”或“科学救国”的目的，他也不例外。他选择学哲学，是希望掌握西方精神世界的精髓，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融合起来。他是抱着追求真理、强盛国家的目的去求学的。他插班进入美国奥柏林大学，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获学士学位。1928年2月他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但他感到不能满足他的兴趣，1928年9月又转哈佛大学学习。其间受当时一些知名教授影响，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9年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他放弃了在哈佛继续读博士的机会，决定在留学的最后一年到黑格尔的故乡—德国，去更真实地学习和掌握黑格尔哲学。1930年夏天他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他为德国学生对哲学的兴趣和热情感染，德国著名教授对黑格尔辩证法以及德国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讲授使他受益匪浅。对这一时期的求学生活，“功利”的考虑很少，“求知'的兴趣和在精神世界漫游的乐趣，他在晚年还津津乐道。
（二）个人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相联系的
1931年他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他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的长篇文章，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有一定影响。
在西南联大时，经济很困难，生活非常艰苦。我记得常常吃饭就是糙米加咸菜，咸菜也是自己家做的。我母亲经常要到商店去领一些刺绣的活回家来做，挣点手工钱补贴家用。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也学会了绣花。虽然生活很苦，但父亲仍能发奋工作，除讲课外，也是研究成果较多的时期。抗战后期，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精神不振感到忧虑，曾上书蒋介石希望用黑格尔哲学的理想主义精神改造国民党，当然这都是他天真的想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内战，腐败无能，物价飞涨，暗杀闻一多、李公朴，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使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任。他认为得不到青年拥护的政府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期间，南京国民党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一些知名人士、教授离开，曾多次通知他，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都拒绝了。他对朋友说：“我的女儿不能做‘白俄’。”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受过不少批判，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文革”结束后，有国外回来的朋友来看他，说：“当时你要离开北平，就没有这些事了。”他说：“那是历史的选择，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三）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
他热忱地迎接解放，和当时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去改造自己，去适应新社会。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转变又有不同，他是研究唯心论的，且是将之当作真理去追求的，现在要转到唯物论上改变意识形态，就更艰难。我觉得对他的变化最重要的有三方面。一是解放初参观和参加土改，真正了解中国最底层农民在旧社会所受的剥削压迫和他们的痛苦生活，以及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变化，这一切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社会实践促使他对唯物论与唯心论重新进行思考，是他从唯心论向唯物论转变的开始。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另一方面是，50年代出了一批反映中国革命历程和革命先烈事迹的系列丛书《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他当时几乎是每出一本都买来看，这些都使他对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对共产党和革命的领袖、英雄人物、革命先烈由衷敬佩，我觉得这也是对他的思想感情转变起了重要影响的因素。对他思想转变影响的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认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哲学的著作，他为导师们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所折服。他们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理解，对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高度评价，又扬弃其神秘外衣，批判其错误，从而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非常赞赏，并接受他们的思想以重新认识德国古典哲学。他说：他是通过自己的业务领域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还记得在5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和大一学生时，周末回家，我们常常到颐和园围着西堤散步，他不把我当小孩子，而是像朋友一样讲他看书的感受，特别还讲到马克思、列宁的书中是怎样分析黑格尔哲学的。有许多东西我虽听不太懂，只是感觉他真的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到了1982年，经过“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80高龄时，他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入党做为他人生道路的归宿。
（四）治学态度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读书，一天到晚就是在书房中看书，研究他的哲学。他把研究哲学和追求真理联系在一起，也把研究哲学和他的为人相联系，既是追求真理，就不求功利，因此为人为学都很认真。
他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经典著作，总是要自己搞懂搞透才翻译。黑格尔《小逻辑》一书，他从1940年就开始翻译，直到50年代初才出版，历经十年多的时间。他从英文版翻译，还对照德文版仔细推敲。每次再版都要认真修改，有时还加上一篇长序。翻译的过程，就是他研究的过程，序就是他研究的成果。《精神现象学》他20年代在美读书时开始接触，到了60年代初和80年代末才翻译出版了上、下卷，他做学问始终坚持了严谨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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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50年代批判过自己以及别人的唯心主义观点，那就是他当时的认识。对于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也始终坚持，而不随风倒。有几点我印象很深。50年代他说过：唯心主义中有好东西。当时受到许多批判，但他始终坚持。他说，马克思、列宁都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列宁说要学习全人类的科学知识，他认为一个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应该批判地吸收，不是全盘否定。还有一点也是他常常谈起的，就是他认为唯物论和唯心论在观点上可以尖锐对立和斗争，但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之间可以是师生、朋友的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可以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的斗争，而不是敌我的关系。他说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唯心论，费尔巴哈就是黑格尔的学生和朋友，马克思也曾是黑格尔学派。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受到关锋等人无限上纲的批判，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些运动中特别“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许多学者当作敌人对待。他常常谈起1957年4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周谷城、胡绳、冯友兰、金岳霖和他等人并请他们吃饭的事情。他特别记得毛主席说：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一些干部习惯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就不把你们的东西当客观学问看，就顺手牵羊搞你们。教条主义害死人。毛主席还说苏联的哲学脱离了列宁的轨道。还对他风趣地说你可以和胡绳同志交锋、辩论。他坚信毛主席是把他们当朋友看待的。“文革”后期，他还在被审查，没有“解放”，批林批孔的材料里也点了他的名。有朋友劝他说有的著名教授给江青写信，批林批孔，也检讨自己就获得“解放”，建议他也写一篇。他曾动过心，但反复想过，他接受不了“四人帮”的观点，也写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宁可不“解放”也不写。他这种执着劲儿，在“文革”后也表现出来。80年代初，他曾去香港讲学，那时一股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风还是很盛的，有的人去香港讲学都要讲一番自己怎么受迫害的等等。他讲学中，讲了黑格尔哲学，宋明理学，还专门讲了一讲“知行合一问题 — 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称赞毛泽东的《实践论》大大超出了前人，内容丰富，义蕴深远，对它还有再学习的必要。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好东西不能丢。虽然这一讲在当时并不很受欢迎，但他这样认识，就这样坚持。这些事情可以反映他的治学态度。他“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为自己的学术态度。
（五）真诚待人，热爱学生
父亲待人真诚，热爱学生。记得1947~1948年期间，“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掀起高潮，大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镇压，大批学生被逮捕，我父亲当时兼任北大训导长。他当时的态度是不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但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抓捕、镇压学生。他到监狱看望学生并四处奔走，找傅作义，找特刑庭争吵，力保学生出狱。经他努力，不仅保释北大的学生也有其他学校学生共200多人，后来北大学生送给他一面锦旗上写着“我们的?~姆”。他对有困难的学生，总是倾心相助，送钱、送衣物是常有的事。80年代初，他回四川金堂县老家，看到家乡农村孩子上学困难，就把他多年积攒的稿费共两万元全部捐献给两所中学设立奖学金。
他非常爱才。喜欢和他讨论哲学学术问题的青年人，有些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和他探讨哲学问题，他都热情诚恳相待，讨论到高兴处，眼睛都会放光，时间晚了，还留人在家里吃饭。除了自己的学生之外，他还有一些忘年交。他把青年学生都看作是朋友，和他们平等讨论问题，他一直崇尚“教学相长”。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难忘。乔冠华是30年代初我父亲在清华兼课时班上的学生，他认为当时乔冠华很有哲学素养，乔曾向他借过书，探讨过哲学问题。“文革”后期乔冠华恢复工作当了外交部长，我父亲还在被审查。当时北大周辅城教授（乔的同学）说，可以陪我父亲去找找乔冠华，也许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他说：“不要去找，不要给他添麻烦。”后来“文革”刚结束，乔冠华被解职，生病在家。周辅城先生说起这事，我父亲说：“乔冠华是有才的人，他今后不要搞政治了，让他研究哲学吧。”他和周先生一起去看望乔冠华，乔非常感动，几十年之后老师还记得当年的学生，还来看学生。乔冠华送我父亲出门时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父亲诞辰100年，过世也已十年，很多东西已经淡忘，但有些事却越来越清晰地印在脑中。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做学问、做人的态度也许可以作为今天我们为学为人的一面镜子吧！
2002年9月
（《清华校友通讯》复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