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高（1886－1976），名准．字子高。湖北枝江人。1909车通过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第一届留学考试。1915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16年回国后，历任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著名教育家、化学史家。
我的父亲张准，字子高，1886年出生在湖北省枝江县一个沿长江的小镇——董市。19世纪80年代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阶段，腐败的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下步人它的末期。整个社会风气败坏至极，有识之土无不认识到惟一的出路只有彻底的变革。在澎湃的革命浪潮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在政治上作出变法立宪的姿态，并采取废科举兴学校等一些措施。当然，最后没有也不可能挽回它的必然败局。这时，父亲没有从家庭得到什么支持，相反的却是拮据的境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从国家和个人的前途计，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救国的道路。
父亲曾应过乡试，继而转人武昌普通中学堂，这是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新政之一。1907年毕业，1909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清政府外务部用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筹办的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的第一届留学生考试，同年出国。先在库兴中学进修两年，后入麻省理工学院。1915年毕业，留校工作一年，1916年返国。A．A．Noyes和W．C．Bray的《A system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Rare Elements》曾记录了父亲是参与这一名著编撰的工作者之一。
1916－1927年间，父亲在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任教。应当指出，当时较早的大学，除了由英美传教士主办的几所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长沙雅礼学院之外，本国设立的只有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太原山西大学、天津北洋大学、上海和唐山的交通学院等工科大学，而复旦大学是在1925年创立的，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才诞生的。因此，东南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国立理科大学之一。当时，王?Q、孙洪芬和父亲三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教授配合得很默契，分别担任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教学工作，并较早地在国内建立起化学基础课教学的实验室，确实出现了一番新的面貌和气象，当时在国内是最先进的。他们培养了我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界的理科人才，其中不少先后出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和做出了卓著的科学研究成果。他们回国后成为高等理科教育和科研的领导人物，至今还有几位焕发着光彩。与此同时，父亲还在美国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的筹建，并一直是它的成员之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中，东南大学于1927年被改组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父亲离开了中大，经过一番周折后，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教（这时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直至去世，前后三十八年。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并进而侵人关内，华北成了“放不下一张书桌”的地带。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个短暂时刻里，清华大学逐步充实了它的基础课教学和进人了研究生的培养，父亲同高崇熙、黄子卿、萨本铁、李运华、张大煜等教授协力建立起一个颇有朝气的化学系。
七七抗战打响后，化学系随校辗转迁移到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父亲也到了昆明，但由于母亲的体弱多病而不得不返回沦陷的北平。先在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和任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又返回母校清华大学。抗战八年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三年中，生活动荡艰苦，精神也受到巨大的压抑，然而父亲坚持在教育的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为培养青年一代化学工作者而劳动着。
父亲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几个时期，从切身的体验中，他认识到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是不会有出路的。1949年全国解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积极参加了各次教学改革。院系调整后，他继续留在改为工科的清华大学主持化学教学工作，在组建一个新教研室的过程中，他的经验和热情起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父亲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50年代后期，他退出了教学的第一线，与此同时加深了他对中国化学史的研究。父亲有较好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曾对《墨子》有所探索，加以他在化学上的多年素养，具备了从事这一工作的条件。根据三十多年的研究所得，1963年他完成了《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概括了有关史料和本人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把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不幸的是，由于“文革”的干扰，他未能完成《（近代之部）》。
1976年，父亲以九十高龄逝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我国动乱最甚的几个时期，但他始终不渝地献身于化学教育事业，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化学工作者。解放时，父亲已年过六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不仅在化学教育战线上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最后集中精力从事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并作出了贡献。
（作者：张滂，为张子高先生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
（选自北京出版社之《永远的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