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以后，我很少生活在父亲身边，但父亲的慈爱，伴随着我的一生。
我的祖籍是安徽怀宁县。1924年，我出生在那里。
父亲邓以蛰，字叔存。根据家族史料，邓家远祖原居江西省鄱阳县郊外农村。元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此地及附近各省长期战乱，明太祖朱元津统一中原后，下令这一地域的大批农民迁往安徽，我家祖先邓君瑞带领全家迁至安徽怀宁县城外四十里的地方，从此，邓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青山绿水，村前巍峨峻峭的峰峦名日“麟峰”，山下一块形如磐石的平地名曰“白麟坂”。邓家就在倚山面水的“白麟坂”建起了家园。后来传到六代先祖山人邓石如。石如公成为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家族已发展成三个大村庄：邓家大屋、邓家老屋、邓家燕屋。
山人因受毕秋帆赠四铁砚，故以铁砚山房作斋名。山人的祖父对明史深有研究，酷爱书法、精于绘画，山人的父亲也擅长诗词书画，井喜爱刻石。山人的四世孙——我的祖父，名艺孙，字绳侯，一生从事教育，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
父亲邓以蛰 1892年 1月 9日生于邓家故居白麟圾铁砚山房，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家中祖辈在书画方面的成就对他影响很大，他常欣赏书画藏品。十三岁入安徽尚志学堂，后转人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两年。1907年，十六岁的父亲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宏文学院及早稻田中学攻读，在此期间结识陈独秀等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对他后来很有影响。1911 年回国后，父亲曾在家乡任教，并专心攻读英文，为留学欧美做准备。
1917年，父亲去美国，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院，专攻哲学与美学。1923年夏，因祖母病逝，父亲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乘船赶回家乡。
父亲一生主要在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去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一生讲授美学和美术史。
学术界称父亲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著名的美学和美术史家，和朱光潜、宗白华并列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还有“南宗北邓”之称。但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以权威自居。
父亲为人正直真诚，谦和朴实，性格温和宁静，专心学问，多年深入书画领域进行研究工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理论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在鉴赏中国古字画方面被社会公认为专家。他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分辨鉴赏古字画真迹，指出其特点，不怕麻烦地将家中藏画悬挂起来，一一指给学生看，并作详尽的讲解。
父亲非常珍爱先祖邓石如的书画原件，即使在战乱年代，家中一贫如洗，无钱医治吐血症，全家忍饥挨饿的岁月里，也舍不得将珍藏的书画出卖。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将先祖邓石如的书画珍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故宫博物院曾举办“邓石如先生诞生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展览”，展出那些珍品。
父亲一生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喜欢在幽静的荷塘边、树林的浓荫里散步，也常去圆明园。在北大燕园居住期间，他喜欢坐在走廊上，边晒太阳治疗他那咳血的结核病，边欣赏校园里满湖盛开的荷花。有时，他独自去颐和园，在寂静的后山小路上漫步，观赏无名的花草，或坐在山石上休息，眺望夕阳辉映下的昆明湖，沉思凝想，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从大自然的美中印证书画理论的精髓。
父亲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特别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日寇铁蹄蹂躏下，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让他永难忘记。父亲一生的志愿，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自己长期身患重病，寄希望于儿子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童年时代，父亲对我的教育很严格，除了学小学的课程以外，还让我读四书五经，每天背诵古诗词。后来又让我苦读英文，专攻数学，为我打下了全面的文化基础。这些学习使我终生受益。后来从事科研工作，我能用准确简炼的文字写出科研报告，并能直接阅读外文参考资料，就是童年时代打下的基础。日寇统治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庆祝侵略中国，强令学生游行，我出于爱国心将那游行的旗子踩在脚下，招来杀身之祸，父亲果断地让大姐带我逃离北平，奔向大后方。告别时，父亲谆谆叮嘱我：“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1940年春末，我告别父亲，穿过层层封锁线，转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十七岁考人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日本敌机轰炸下躲防空洞的日子里，我牢记父亲的期望，苦学苦读，准备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一生。
1950年，我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牢记父亲的叮嘱，走上科研岗位。后来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二十八年，就很难再看到父亲。但父亲的慈爱始终伴随着我，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父亲从不问及我的工作，父母极想念儿子，却从不表示希望见我，父亲病重时，也从不要求我看望。老人知道儿子需要坚守岗位，他全心支持我为了祖国的强盛献出自己的一切。
纵观父亲的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
1923年，父亲三十一岁自美国学成回国后，他一面在北大教书，一面积极投入新文艺活动，撰写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文章，主要收集在《艺术家的难关》一书中（北京古城书社1928年出版）。他常与鲁迅等诸多朋友在中山公园会面。与徐志摩、朱光潜、闻一多、张奚若、陶孟和、金岳霖、刘九庵、钱锺书等教授交往也颇多。
1933－1934年，父亲访问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英、德、法等国，参观许多艺术博物馆，回国后写了《西班牙游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书中记述了西方重要的艺术作品，有赞扬也有批评。对比祖国的伟大文化传统，流露出不胜自豪的激情。
父亲提倡有高尚理想的、为人生的艺术，强调艺术的“陶熔熏化”和“激扬砥砺”的力量，肯定了艺术有改造社会的作用。他在1928年出版的《艺术家的难关》中写道：“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莫，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了。”他呼吁音乐家到群众中去。在 1924年，他写道：“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我们何不快来握手把臂，吻颈一心，行这个同偕到老的见面礼呢？”
另外，父亲认为艺术与民众是分不开的，提倡为民众的艺术。1928年在《民众的艺术》一文中，他写道：“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不用说，我们走进博物馆或故宫三殿内，对着那些商、周的鼎彝以及石砚瓷器，那远在古昔的祖先的工作感情都同我们连接起来了。艺术哪一件不是民众创造的？哪一件又不是为着民众创造的？历史尽管为功臣名将的名字填满了，宫殿华屋尽管只是帝王阔人居住的，哪一点又不是民众的心血铸成的？艺术根本就是民众。艺术若脱离了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可以使人觉得出的呢？”
以上的几段文字，表明了父亲主张艺术为人生。为民众的观点。
学术理论界认为父亲对中国绘画提出了完整而系统的美学理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贡献。它包含一个自成系统的结构，即是：体－形－意；生动－神－意境。这是他对中国绘画历史发展的理论概括。
父亲的理论认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最初同具有实用意义的器体（陶器、青铜器）的装饰是分不开的。他说：“艺术源于器用……绘画之兴原为装饰器用。”正确地肯定了艺术最初与实用不能分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绘画逐渐脱离器体的约束而独立。他曾写道：“盖艺术自此不自满足为器用之附属，如铜器花纹至秦则流丽细致，大有不恃器体之烘托而自能成一美观；至汉则完全独立。净形之美即不赖于器体，摹写复自求生动，以示无所拘束，故日净形。”
父亲认为，“形”脱离“体”后，到了汉代，着意描写动物和人的生动动态。及至六朝，又由生动进人到人物的内在即“神”的描绘。他写道：“神者，乃人物内性之描摹，不加注名位而自得之也。……汉画人物虽静犹动，六朝唐之人物虽动亦静，此最显著之区别。盖汉取生动，六朝取神耳。”到了唐、宋、元朝，又由“神”的描绘进人到“意境” 的表现。他写道：“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 又写：“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词之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
学术界认为父亲对中国绘画发展史的理论概括，反映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树。
他关于书法美学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专著《书法之欣赏》（1937 年）一文中。指出中国书法在艺术中所占的地位。他写道：“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何者，美术不外两种，一为工艺美术，所为装饰是也；一为纯粹美术，纯粹美术者完全出诸性灵之自由表现之美术也，若书画属之矣。”概述了中国书法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艺术，世界无可比拟者。他认为中国书法能自由地表现动态气势，因而它也就能充分地表现情感。虽然是写在平面上的，却已“涉于空间立体”，并用：“噫，势之力，其伟矣哉！”来赞美动态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意义。指出，书法的笔画并非任何一种笔画，而是能够表现情感，给人以美感的笔画。亦即：美从人心流出。他写道：“书法者，人之用指、腕与心运笔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笔画也。”
童年时代，常听父亲对学生和同事讲解谈论绘画和书法，但我不曾用心领会。我走上国防科研岗位以后，长年生活在深山大漠实验基地，不能看望父母，难得相见。母亲病危，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双亲这才知道我的工作。当我赶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不能言语，就在我紧握她的手时，老人停止了呼吸。我多年不在父亲身边，1973年父亲病危，我正回北京汇报工作，才能看望老人。当时父亲癌细胞全身扩散，非常痛苦，但为了不让我挂念，能专心投人工作，父亲强忍病痛，尽力在我面前保持安详欣慰的神态。1973年5月2日，父亲最后凝望我一眼，就告别人世了。为了国家的未来，我不能尽儿子的孝心，每想起十分难过。
父亲1929－1937年，1945－1952年都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达十五年之久，清华的传统注重学术研究，学术气氛很浓，而且学者众多。父亲主要的理论著述，多在清华任教时期完成。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住清华西院宿舍，成为杨武之教授的邻居，所以儿童时代，杨振宁就是我亲密的伙伴。1952年以后父亲任教北大，住北大校园内的朗润园一百五十九号平房宿舍二十一年，退休以后，仍热心培养青年，关心中国美学的发展和建设。
我对父亲的专业了解甚少，但父亲的人生追求，对教学的严肃认真，待人的真诚，生活的朴素，特别是他那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严于律己、宽容待人的性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和他的同代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国难当头时彼此关心帮助的情景，使我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重任。当年我考进崇德中学，就是杨武之教授向父亲建议的。从此，我和杨振宁同学，成为一生的好友。父辈传给我们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面对任何困难，勇往直前。
1999年5月
（作者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已故。本文系由作者夫人，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许鹿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