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走了，我们的悲痛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半个多世纪，爸爸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身边，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但我们并不自觉，直到他走，我们才发现，许许多多知识装在他的脑子里，许许多多真知、精髓融化在他的思想里，许许多多美好的感情和体验升华在他的精神里，许许多多灵感、才华蕴藏在他的灵魂里，他都带走了。他留下的太少，带走的太多！
从小，我们的记忆里，爸爸总是手不释卷，在汽车里，饭桌旁，甚至坐马桶，也要抱着书。年老重病后，他仍每天在床上读书。他看书很专心，很入神，环境的打扰，亲人的叫唤，都难以把他从书的世界里拉出来。读到精彩之处，爸爸常把眼镜摘下来，把书拿得更近，仔细地读。有时停下来，睁着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动不动，陷入遐想和沉思。
读得有兴致的时候，愿意给我们讲点什么。他讲过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莎士比亚和泰戈尔。记得，50年代初期，爸爸竟答应我们一个同学的请求，讲了一次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当时我们只是初中和小学学生，对这个满篇都是暴风雨和小动物的作品，一点都不能理解。爸爸给我们讲了1905年革命前夜的俄国，讲了当时各种人在革命中的表现和革命者的英勇、乐观，使我们这些小孩子第一次知道诗歌里竟包含这样伟大的东西，知道了诗歌的战斗性、社会性和寓意性。那天傍晚，我们坐在什刹海边，爸爸有声有色地给我们朗读了《海燕之歌》，当时大风骤起，黑压压的云层翻滚而来，在平静的湖面掀起浪花，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暴风雨的即将来临和海燕的豪情。
家里有一套关于莫扎特的唱片，里面有音乐，有解说，爸爸觉得很有意思，就同意昭昭把同学带到家里来讲讲。他一边听，一边翻译唱片中的英文解说，把莫扎特的一生和音乐，给我们讲得既生动又有趣。爸爸早年与张瑞芳阿姨合演过话剧《安魂曲》，曾轰动一时。我们想，正因为他懂得莫扎特的音乐，才能把莫扎特演得那么好。爸爸很喜欢听音乐，是世界艺术精品的鉴赏家。50年代，苏联大钢琴家李赫特尔来华演出，票价很贵，爸爸毫不吝惜地买了票带我们去听。平时不修边幅的他，居然穿上西装，仿佛去参加盛典，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音乐艺术和音乐家的敬意。年纪大后，爸爸常一人静静地听肖邦的作品，他喜欢肖邦，尤其是小夜曲、即兴曲和波兰舞曲。肖邦音乐中的浪漫气质、诗意和激情深深地打动他，唤起他的艺术灵感和想象，使他对艺术的渴望得到满足。
对于语言学习，爸爸有着特殊的兴趣。他精通英语，也插空继续学习法语、德语、日语。他的书架上，各种语言的字典就有几十部。50年代，为了学俄语，他买了许多文法、会话书，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自学。经过几年努力，他能读俄文书，并能与苏联人作一般交谈。与众不同的是，他喜欢在艺术中学习语言。他托人买到一套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的契诃夫《三姐妹》的俄文台词唱片，如获至宝，反复地倾听，从中体味契诃夫笔下俄罗斯语言所营造的特有的社会气氛和人物情感。他曾给我们讲过一位爱尔兰诗人的诗歌，读了原文，又读中译文，讲解不同语言的不同韵味和译文的优劣。爸爸就是这样，从艺术中学习语言，又从语言中学习了艺术，他在语言艺术方面的知识是那么渊博。正因如此，他所翻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不仅表现了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神韵，至今仍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最好译本。
爸爸喜欢西洋艺术，更热爱自己民族的艺术。他是真正的爱国者，深深地爱着中华这片暖水热土。建国初期，爸爸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当时缺乏外事干部，他曾主持过一段接待和国宴事务，工作非常劳累，迎来送往，安排住宿，宴会上排座位、选酒等，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品尝。五、六十年代，爸爸作为文化使者常常出国。在我们孩子们眼里，到国外看看是多么美的事啊！爸爸并不这么看，正因为他走过的地方太多了，他才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常说：'我一出满州里，心里就难受，天天盼着回国。'好多次，他都是被说服动员，才同意出国的。
对于民族艺术，爸爸的爱好和学习是多方面的。他对京剧艺术情有独钟，由衷地推崇梅兰芳先生的京剧艺术和高尚品德。他学过余叔岩的戏，唱过老生；他喜欢川剧的精巧、悦耳，尤其赞赏充满智慧的川剧喜剧艺术；他能一连数遍欣赏凄凉细腻的评弹《夜雨闻铃》；也被高亢、激越的常香玉豫剧唱腔所感动；有一阵子爸爸对陕西的秦腔和山西的晋剧特别入迷，几乎天天去看戏，还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记得他曾带昭昭看晋剧《窦娥冤》，对哀婉、动听的晋剧唱腔赞不绝口，称赞女主角唱得好，演得投入，同时也针对'六月雪'中泪水满面、不能自已的窦娥的表演谈道，她不能这种哭法，影响了演戏和对观众的感染，也不美了。爸爸的话使昭昭一下子明白了表演中演员自我与角色、情与理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在一次看齐白石的画展中爸爸也讲过。当时昭昭问他，怎么齐白石画的萝卜和樱桃都不像啊？爸爸对着一幅'荷花'说，你这孩子不懂，它比真的还像，还美。爸爸又说，齐白石原来是木匠，他画的黄瓜和螳螂透出劳动者的质朴和老人的童趣。艺术中'神似'与'形似'的道理和艺术家的作用，让爸爸讲得浅显而清楚。后来，爸爸从荣宝斋给我们买回来一套齐白石扇面的复印品，从那以后，我们才慢慢懂得了齐白石，越来越喜欢他的画了。
对中国古典文学，包括中国的艺术理论，爸爸特别偏爱，平日我们看他手中拿的，绝大部分是这方面的书。他曾钻研了一段时间刘勰的《文心雕龙》，看唐诗更是他喜欢的消遣，他有许多版本的唐诗和释本，给我们讲过《唐诗小札》。晚年，爸爸还给我们的孩子讲过《楚辞》。
爸爸爱读书，也教育我们爱书。但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潜移默化。抗战胜利后，我们在南京上小学，爸爸从上海给我们姐妹俩订了不少儿童书刊，比如丰子恺的漫画，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还有安徒生、格林童话，《一千零一夜》等。买来整套整套的儿童文库，什么司马光破缸救小孩，岳飞精忠报国，木兰从军，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爸爸还写信给我们，要我们好好读这些书，信是在粗糙的黄草纸上用墨笔写的。为了增加我们的兴趣，他还画了一幅自画像：戴着眼镜，一手夹着书本，一手拿着破雨伞的穷爸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爸爸为我们买书，从不吝惜钱，为了给学医的黛黛买脱销的专业书，常走遍北京的内部书店。买书是他的'休息'和嗜好，几乎每个月他都到内部书店买书，一买就是十几本，数十本。
爸爸崇尚知识，敬重有学问的人，特别佩服科学家，提起当代大科学家、清华名教授，他最爱说的话是：'真了不起'。文艺圈里的智士能人，他也由衷钦佩。他说焦菊隐伯伯'有大学问'，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实行总导演制时，爸爸作为院长，总是竭力维护他的威望，支持他在艺委会中的领导地位，使他的真才实学得以发挥。
一次，演《雷雨》之前，爸爸带黛黛到后台看望演员。一进门，黛黛马上被这儿的气氛镇住了，整个后台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演员们在'进入角色'。看见爸爸，大家只与他点头致意或简单寒暄。扮演周朴园的郑榕叔叔从化装室出来，一言不发，旁若无人地迎面走过。爸爸不但没责怪他，反而以称赞的口气低声说：'不论谁来，这个时候，他都凡人不理。'严谨、认真的艺术创作态度，是'人艺'上上下下一致的作风，也是爸爸竭力倡导的，他为有这样优秀的艺术家和作风而感到骄傲。
作为艺术家，爸爸喜欢观察'人'，了解'人'，研究'人'。爸爸说他写戏，首先是有人物，只有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活'起来，在任何情况中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会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把这个在脑子里搞得熟透了，变成活生生的东西，这时才有情节，有故事。爸爸身边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下他的点滴体验，一句话，一个人物，一件小事，一瞬灵感……与人谈话，吃饭，参加会议，甚至走在马路上，他都在观察人。记得50年代初，黛黛中学胡同口有个布篷馄饨烧饼摊，那是人力车夫、三轮工人、搬运工、小商贩聚集的地方。爸爸常带黛黛在那儿吃饭。他总是饶有兴趣地和这些普通劳工攀谈，忘了时间。
爸爸喜欢普通老百姓，尤其爱青年人。我们小时住校，他曾带着糖炒栗子到音乐学院附中看昭昭，坐在宿舍的双架床上津津有味和同学们聊天。黛黛读书的贝满女中和育英中学剧团演出苏联儿童剧《铁木儿及其伙伴》，爸爸不但来看，还请来了艾青伯伯。看到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自导、自演、自己搞灯光、布景，他高兴极了，演出之后请我们吃了顿饭。爸爸对群众艺术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兴趣盎然，在新事物面前，充满新鲜感。1958年，北京医学院举行全院文艺会演，请爸爸参加，黛黛班上的快板群'大战密云山'吸引了爸爸。他说：'我感到一股青春的气息迎面扑来，充满生气。'他认为演出真情实感，有根基，可以算好东西。爸爸很爱听我们讲学校里的事，见面时总要先问，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教师怎么讲课，我们最喜欢什么老师，为什么，以及我们好朋友的情况。黛黛上医学院，后来又当了医生，爸爸特别兴奋，说这实现了他年轻时代曾有过的梦想。他常兴致勃勃地问，怎样做病理解剖，基础医学学什么，治过什么病人，怎样治的，以及病人和家属的情况。一次，黛黛讲了一个年轻美貌的白血病人与他新婚燕尔丈夫死别的故事，爸爸听后感动地说：'真是一出戏啊！'爸爸对'人'的观察和兴趣，直至耄耋之年仍然不减。
妈妈说，爸爸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神'，是个'天才'，但他总说：'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算什么'天才''。妈妈催他快写东西，把他逼急了，他就说：'写东西哪像拉屎那么容易？！'的确，爸爸写东西很慢，精雕细刻，特别认真严肃。不论是写剧本、散文，还是发言稿，都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地琢磨。写完，还要反复读，他说：'不但要写得顺，还要念得顺'。在朗读中，他凭着多年舞台经验和直觉，能发现文章中的毛病。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就查字典，而且马上就查，决不拖拉。爸爸特别爱查字典，不论在写作、阅读、还是日常交谈中。
他多次跟我们说，一个人如同一个杯子，小杯子一点点水就装满了，而一个大杯子，就能装得很多很多水。这大概是爸爸一生酷爱读书，敬重知识，为人谦和的道理吧。
但是，我们觉得，爸爸的勤奋好学更来自他对艺术的痴迷。
听奶奶讲，爸爸从小就对看戏、演戏爱得入迷，经常一人对着镜子，一会儿痛苦，一会儿欢乐，沉思、憎恨、爱慕、轻蔑、甜蜜……做出各种表情来，在天津故居的墙上，留下了十几张不同表情的特写照片。后来爸爸又上台演《娜拉》、《财狂》（即莫里哀的《悭吝人》），奶奶是他每戏必到的忠实观众。爸爸在台上又是说，又是唱，又是跳，奶奶带着得意的表情回忆道：'你爸爸小时候灵着乎呢。'看见爸爸演《财狂》中的老财迷，最后'嘣咚'一下直楞楞倒毙在台上，奶奶心疼得什么似的。有人说，爸爸演戏不如导戏，导戏不如写戏，说他演戏太火。因为爸爸演戏特别投入，总是忘乎所以，在舞台上毫不吝啬地挥洒自己的热情。后来，他写戏更是如醉如痴。
1933年暑假，爸爸在清华园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剧作《雷雨》。当时的爸爸风华正茂，他蓬勃的青春生命力，能拥抱整个世界的火一般的热情，使他的智慧才华像雷雨闪电一样迸发出来，他奋笔疾书，一泻千里，一下子就十几小时。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和冲动，常常使他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在清华园中，年轻的爸爸还给妈妈留下了数百封写满诗篇、洋溢着艺术激情的书信。一位好友曾读过其中的几封，感动地对我们说：'这些信不像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不是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而充满着纯真的感情，富于理想和追求，才华惊人，那样热情，那样健康，那样高尚。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太可爱了，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动心的。'
抗战胜利后，爸爸在南京国立剧专教书。记得一次他带黛黛去讲课，那是个月夜，门和窗口都站满了人，教室安静极了，缕缕月光从窗外射进来，投在讲台上，所有的人都被'台上的戏'所吸引，屏住了呼吸。爸爸在讲莎士比亚，这里忽如一个辉煌的舞台。他边讲边演，如诗，如画，如剑，如火。一堂课结束良久，学生们方才如梦初醒，报以热烈的掌声。也在这时，爸爸想起了小黛黛，到处去找。回家路上，看到女儿冷得瑟瑟缩缩，这才想起她穿的大衣。讲课时，黛黛被学生们传来传去地抱着，大衣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昭昭又听爸爸读过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这是一位乌克兰英雄父亲的悲剧故事。在抗击波兰侵略者的战斗中，塔拉斯?布尔巴的大儿子在华沙英勇就义，父亲遥对华沙含泪呼喊'好样的！我的孩子'，并亲手处死叛国的小儿子安德烈，最后自己也被敌人活活烧死。爸爸读的是塔拉斯在死去的安德烈身旁的一段情节，显然他被这位父亲内心的悲哀、矛盾和伟大人格深深打动。现在虽然昭昭已不记得情节的具体文字，但是爸爸动情的朗读，却强烈地感染了她，让她至今难忘。
爸爸不但爱艺术，爱读书，而且会读书，在艺术活动中充满着才华和智慧。他一生读过的书不计其数，但是他能一下子抓住书海里面的好东西，知道好作品好在什么地方，并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引起新的创造。
一次，爸爸翻阅《泰戈尔作品集》，他喜欢浏览书籍。翻着，翻着，他忘情地念了起来，这是泰戈尔的儿童诗《金色花》：'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妈妈，你会认识我么？''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祷告的小庭院''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读的地方。'这最后一句爸爸念得特别亲昵甜蜜，他满足地放下书本，赞叹道：'这是多么可爱的小孩！多么可爱的诗啊！'豁然，我们领悟了，这个地方，对孩子恋母的娇态和稚嫩的童心，写得是多么精彩，这一页的小诗正是艺术中的好东西。由此，我们钦佩泰戈尔写人和驾驭文字的能力，感觉到他艺术的魅力。因为爸爸念得实在太'好听'了。他不是在念书，他的声音传出了艺术的旋律、色彩和芳香，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个天使般纯洁、可爱的小人，感受到母性的美和南国的芬芳。我们永远都念不出爸爸那样。
如何读书，爸爸有套自己的读法。他从不要求我们门门功课都得五分，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样样都好，在一点上做好，就很不错。说他在大学的时候，一些功课及格就是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作品上，他把清华大学图书馆中的戏剧文学作品几乎都读完，而且外文书尽量读原文。他说作品读得多了，真读懂了，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
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书呆子，都能发现和学到书中的好东西。也不是所有的艺术鉴赏家，都能写出好作品。所以，有人说爸爸是天才的读者，有卓越的艺术感觉。他们感叹他在契诃夫的戏剧还被戏剧世界冷落在一边的30年代，就独具慧眼地成为契诃夫戏剧的知音，在舞台上看契诃夫的戏，但是他却非同寻常地在契诃夫的戏剧中，特别是《三姐妹》尾声所展示的那一幅'秋天的忧郁'中，发现了契诃夫式的诗情戏剧，特殊的戏剧动作和打破传统戏剧模式的戏剧革新。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倾听那套《三姐妹》原文台词唱片， 不断体味剧中那摄人魂魄的情调和味道所营造的契诃夫风格。他更以高于鉴赏家的天才写出自己的新创造，展示自己戏剧的成熟--这就是具有真正中国气派和独具曹禺个性的现代戏剧《日出》、《北京人》。同时，在这两部作品不同于《雷雨》的戏剧结构中，'诗''戏'交融的艺术境界中，戏剧气氛和人物心态的关系和变化中，甚至在凄凉的军号声和'硬面饽饽'的叫喊声中，我们仍可以'听到'契诃夫戏剧的回响。
说起爸爸的生活，我们觉得，一是喜爱运动，二是生活简单。
爸爸喜欢运动，大概是得益于清华的教育。在崇尚体育的清华园里，马约翰教授严格执教，体育不及格，不会游泳，是不能毕业的。爸爸在那里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他爱好游泳，蛙泳、自由泳、仰泳都会，游得轻松自如。在天水一色的大海里，他不怕海涛，不怕风浪，经常一人游得很远很远。爸爸还会打网球，而且打得很好，很灵活，交了不少球友。他经常骑车，也会骑摩托车，能在上海繁忙的街道上穿梭而行，有一次出了车祸，还摔伤了腿。不管多忙，他都坚持运动，有时就在家里做做气功、打打太极拳。最得心应手的还是'自由体操'，这是绝对自由的自我创造，如何动作，他随心所欲，做得自由自在。有时为了活动各部位关节，他还发明一些很可笑、很难看的动作，越做越高兴，来了情绪，就手舞足蹈地跳起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爸爸能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对艺术的追求，心理上的年轻，外貌上也不显老，与一生坚持运动很有关系。
爸爸赞成鲁讯的话，生活越简单越好，否则就会变成自己的负担。爸爸从不讲究吃穿，把身外之物看得很轻，这可能是由于他太专注自己所做的事情吧。除了豆腐、豆芽、肉皮冻……是他喜欢吃的菜以外，我们想不出他喜欢吃什么名菜。他吃饭极快，常常是食而不知其味，囫囵吞枣地吃完饭，接着干他的事，或者边吃饭边想事，完全听不见我们在饭桌上说什么。爸爸不注重穿是有名的，有时可以说邋里邋遢。家里的家具几十年不换，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皮沙发、大立柜，最好的家具是五十年代定做的几个书柜，以后的书越来越多，只得堆在一边。
对他人和公家的事，爸爸却是很慷慨、严格。
三年困难时期，黛黛在医学院的同学张之生家境贫苦，母亲守寡多年，一人支撑着数口之家，还供孩子们上学。她患了眼疾，如不马上动手术，就有失明的危险。为了凑钱给母亲治病，张之生向黛黛借50元。当时，一个学生哪有这么多钱？于是黛黛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他马上拿出钱说：'告诉你同学，不要着急，他母亲的病一定能治好。还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就这样，张之生母亲的视力保住了。数年之后张之生工作了，还钱时深情地说：'雪中送炭的恩情我不会忘。'爸爸去世后，他十分悲痛，立即打电话，发唁电，送花圈到家中慰问。
五、六十年代，'人艺'演了很多爸爸的戏和一系列好戏，许多朋友都向他要票，他们以为爸爸是'人艺'的院长，一定弄的是'招待券'或'赠券'。可是他们没想到，所有的票都是爸爸自己买的，统一记帐，每月从工资中扣除，有时几十元，有时一百多元，相当于爸爸当时三分之一的工资。这一点，院长办公室的张学礼同志最清楚。
现在我们脑子里所回忆的，绝大多数都是爸爸年轻时候的情景。后来他老了，很少再写剧本，然而他多么想像年轻时那样写啊，哪怕像当年那样走进人群，和普通人在一起！但是这时的他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坐在轮椅上。他想看看人，要求把他推到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他们说话，看他们走路、骑车，碰到年轻人，他的目光便一直跟着他们望到路的尽头……爸爸不能离开人啊，不能离开他脑子里、戏剧中的人物而生活啊！
爸爸是个能写的人，从他23岁就能写出《雷雨》来看，他的确写得太少了，特别是后半生，为此，他苦闷万分。每当提到巴尔扎克写了满书架的大作时，他真的自愧不已！这，成为晚年困扰他的最大痛苦。长期以来，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爸爸写的一幅字，这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重新编排的《离骚》中的几句诗：'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其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泊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爸爸无不感慨地解释道：'屈原为自己没能来得及为国家做些什么，可时间却飞快流逝而悲哀。'我们知道，爸爸这不仅是在讲屈原，更是在讲自己。多少次，他对我们说：'真没想到，我都八十多岁了。'话里包含着无奈，更多的还是'惊回首'看到生命即逝的恐慌。因为他心里仍燃烧着对艺术的向往和渴望，他多么希望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啊！
他怀着这种不灭的痴情，在八年重病卧床的日子里，静静地、平和地忍受着一天又一天的痛苦和折磨，不烦恼，不诉苦，不抱怨，以衰弱之躯度过了几次险情，顽强、艰难地活着。
1995年10月黛黛离开爸爸出国的时候，爸爸已经很虚弱了，但他坚持坐着轮椅送女儿到电梯口。黛黛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恐惧和剧痛，哭着请求爸爸：'您一定等我回来！'他答应了。黛黛又请求爸爸：'您一定要和我们一起走进21世纪'，他点点头，又答应了，眼睛里闪着泪光。看着爸爸，我们怎么也不能把他和一个80岁重病衰弱的老人联系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爸爸永远是那个年富力强的爸爸，那个充满热情和新鲜感的爸爸，那个才思横溢、富于创造的爸爸，他是一定能够活到21世纪的。
爸爸和他的艺术永远在我们心中，永远和他热爱的祖国大地同在！
万黛 万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