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晨的阳光洒进小屋，90高龄的钱学森又开始了工作。虽然因行动不便卧床多年，钱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身边的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工作台。现在，他就倚靠在床头翻看刚送来的报纸。花白的头发虽已稀疏，双眼却依然闪烁睿智的光芒。
这是一个空阔澄明的季节，一个散发着丰收的清香的早晨。为了祖国和人民，在科学领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
“我是中国人，当然属于中国人民”
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早。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礼堂里，200多位科技专家正在聆听钱学森讲授工程控制论。大学刚毕业的戴汝为深深折服了：不仅仅因为钱学森新锐、深邃的科学思想，更因为刚从美国归来的这位科学家，和常见的“留洋派”不同，整个讲课过程中没有夹杂一个英文单词，全是流利的中文。
在美国生活了整整20年，钱学森的中文其实远不如英文。戴汝为至今还记得他多次虚心地向人请教英文单词的中文意思。“为了用中文讲课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是他爱国之情的自然流露。”
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她的语言、土地和人民，这是钱学森90年风雨岁月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沦为常被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蹭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仿佛蓄积了全部力量的弹簧，所有的准备，只为回归的一刻。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让他痛感报国无门，但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在望却让他看到：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临！钱学森欣喜若狂，开始了紧张的归国准备。
（二）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而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的住宅响起激烈的敲门声。产后刚刚满月的钱夫人蒋英抱着女儿把门打开，两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钱学森逮捕。联邦调查局如临大敌，钱宅周围立刻布满特务、便衣。
钱学森被关在只有几平方米的牢房里，不准与人接触，不准说话，夜里每隔10分钟，狱警就“啪”地一声打开电灯，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时间，钱学森的体重整整减轻30磅！
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5年，整整5年，为了生命中这最深情的回归，钱学森和他的家人，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抗争了整整5年！
祖国向钱学森畅开温暖的怀抱。广州、上海、杭州、北京……，钱学森所到之处，掌声、鲜花、笑脸相迎。新中国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翻天巨变，让归来的游子澎湃起万丈心潮。
1955年10月29日清晨，前一天刚刚回到北京的钱学森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喃喃低语：“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三）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1991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的仪式隆重举行。80高龄的钱学森身着深蓝色中山服，许下他晚年的心愿：在有生之年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用以研究、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从研究应用力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到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从参与研制“两弹一星”到晚年积极建议发展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钱学森广泛的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醒目的红线———把自己的科研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为祖国的需要而攻关，为人民的未来而思索。
1955年11月，回到祖国没几天，钱学森便登上火车，奔赴东北考察，开始了科学事业新的征程。整整一个月，他从哈尔滨到旅大，一路风尘仆仆，参观、访问、演讲……钱学森边看边记，边记边想：如何让力学这古老而年轻的科学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组建力学研究所的设想逐渐成熟。3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第一任所长。
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钱学森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劲头。人们常常看到这位刚刚回国的科学家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不是开会、找人商量问题、筹建实验室，就是闭门苦读，奋笔疾书。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春节后不久，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北京的西郊宾馆，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钱学森作了一场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
这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苏联的支持，从仿制入手。1960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前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
黑云压顶，进退两难。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这字字千钧的话语，震动钱学森的心坎。5年前在东北参观时，陈赓大将曾问他，我们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同样能造！
困难，激发起的只能是强者的斗志。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承担起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的历史重任。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次测算、试验，凭着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和智慧，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下前苏联专家有意留下的一个个难题。
科学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众志才能成城。为了发挥大家的才智，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老总们几十年都念念不忘。大家畅所欲言，枯燥的讨论会开成了心情舒畅的“神仙会”。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一天，离钱学森回国仅仅5年；离我国正式启动导弹计划不过4年。而美国为了这一步，花费了近10年时间。
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导弹试验成功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着手研究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议：早日制订人造卫星研究计划。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因此被代称为“651工程”……
风雨能消磨山岩的锋利，磨不去钱学森的报国壮志；岁月能改动河流的方向，动不了钱学森的一颗丹心。他那为祖国、为人民的科学追求，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息。
进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推动了“863”计划的实施。进入90年代，他建议组建科技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张发展第四产业———科技和情报信息业，关注祖国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倡导建立精神文明学。对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提醒：虽然开发是全面的、综合的，仍然要以农业发展为基础……
殷殷赤子情，拳拳报国心。这是一位科学老人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在这深情之中，闪耀着钱学森把有限生命融入祖国和人民伟大建设事业的光辉一生。
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四）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1978年，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中国的航船正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航程。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经济建设，都亟需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技术。
9月2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钱学森等人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阐述了系统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没过多久，“系统工程”这一新颖而陌生的名词广为引用，成为一时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敏锐的思维、超前的意识，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始终站在科学的最前沿，这是钱学森最显著的科学品格。
1948年，美国科学家维纳发表《控制论》，遭到科学界的冷遇，37岁的钱学森却敏锐把握到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将这一新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喷气技术研究。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一书，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47年来，这本著作为世界各国科学家广为引证、参考，成为自动控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经典著作。
在美国研究火箭时，钱学森曾大胆提出以火箭助推飞机实现洲际飞行，与此后航天飞机的迅速发展不谋而合；在计算机还只是新名词的50年代，他就预见到“许多复杂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极力主张加快研发；在能源、交通被普遍视为国民经济两大基础的1985年，他向中央领导建议，信息、通信、计算机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活跃的思维，创造的激情，非但没有因为年事的增长而减退，反而迸发出更加璀璨的火花———
继系统科学后，钱学森又相继提出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的概念，试图通过对人类思维活动和人体系统的研究，探索实现人工智能、揭开人体秘密的新途径。
1990年，79岁的钱学森发表《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及其方法论》的论文，总结系统学和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并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实现了还原论、整体论的辩证统一。
两年后，81岁的钱学森在系统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大成智慧学，试图以人为主，通过计算机和因特网，实现人机结合，综合集成古今中外、成千上万人的知识和智慧……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五）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汇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形象地折射出钱学森严谨、不苟的治学精神。从一万多页科研笔记中选取的这些手稿，一串串英文清秀流畅，一个个数学公式推导工整严密，一幅幅图表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如同直尺画的一样。为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他研究的手稿长达800多页。到500多页时，他写上“不满意！！！”；问题解决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注上“最后定稿”，接着又加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从一名科研工作者升华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在不懈的科学追求中，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跃。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出席开幕式、剪彩仪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不到外地开会，不出国……，钱学森推辞了一切应酬，只为能静下心来，抓紧每一分钟，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专心工作。这是他的乐趣，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的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作者：曲志红 孙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