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诞生记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秦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是在1950年9月2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的, 当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全文如下：
“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这个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极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政权特征，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达到了政治含义和艺术造型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设计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它的产生经历了曲折的艺术创造和争鸣过程。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刊登公开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启事，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是：“(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8月，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院长、诗人艾青三位专家被聘为政协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
8月20日征集截止日期到达，共征得“国旗一千五百件，国徽几十件，国歌二百件左右”。
对于应征的国徽方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委员都表示不满意，委员会向政协报告：因收到的作品太少，且也无可采用的，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
9月14日在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在此期间，美术家张仃和仲灵被委托继续进行国徽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及其说明书现存政协档案馆：“国徽图案参考资料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这份文件是张仃和仲灵设计的5个国徽图案及其说明。这5个图案与张仃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相似，且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相似。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梁思成应邀参加。毛泽东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关于国徽大家发言都对初选的图案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949年9月27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国歌、纪年4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等应邀在1949年10月23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以及《拟制国徽图案说明》。
这个方案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设计入国徽图案，且“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也应用在后来的国徽中，用玉璧的造型已具备了后来国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图画的特征。而国徽图案要体现“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和“民族文化”与“新母题配合”“发展出新的图案”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始终坚持和追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带领中央美院的国徽设计小组又做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外圈与原先的5个方案相似，中间是一个彩色的斜透视的天安门图形。
195O年6月 14日至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内容之一是审定国徽图案。
大会之前，1950年6月10日，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了送审的七个国徽图案。在这7个国徽图案中，有5个是原来选出的由张仃、钟灵设计的；新增的两个，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由林徽因等设计的有5颗金星的方案，一个是张仃、周令钊等设计的有彩色斜透视天安门图形的方案。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并请专家们再作设计。
在6月11日下午四点召开的国徽小组会议上，首先由马叙伦传达了政协常委会的审议情况，然后讨论，大家就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6月11日下午国徽小组会议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要题材设计国徽图案。
6月12日上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一同开会，组成国徽设计小组，讨论开展设计工作。梁先生还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国徽图案内容除增加天安门外，还要增加稻穗。梁先生还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与各方面对他们图案形式的意见。
对于设计过程，朱畅中先生生前曾回忆道：
“林徽因先生首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她要我去系里资料室找出以前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的实测图作参考。当我看到实测的天安门建筑立面图时，感到它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本身就显示出一种庄严雄伟的气势，而且在视觉上有一种深远感。如果天安门图案采用立面图，不仅放大缩小作图容易，形象正确可靠，且略加阴影，就有浮雕效果。于是，我赶紧向梁、林两先生报告，建议改用天安门立面图。这建议得到梁、林两先生和小组全体向志的赞同。
张昌龄先生接受研究齿轮形式的任务，他特意去找清华机械系的老师请教绘制标准机械齿轮图的原理和方法。画的齿轮，切合实际，其线条和每一部分的比例都能和谐的统一，与周围红绶、稻、麦穗等放在一起，显出了齿轮的钢铁质感，刚柔并济，在对比中获得统一。
当时清华参加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的每一位老师，都分配有不同的任务．或研究整体结构，或研究国徽的外形采用正圆还是椭圆，或研究麦穗和稻穗形象以及它们的排列组合，或研究红绶的折纹和在齿轮孔中扎成结的形象……。各人分别搜集自己所需的参考资料、设计细部、位置和整体的关系，大家又都参加整体构图布局的讨论研究。每一轮中大家提出一些方案设想后，就在梁、林两先生的主持下，集中组成几个整体图案，加以推敲、调整、修饰，筛选出一个或几个方案。然后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立即进行绘制彩色工整的图案送审。
大家进一步讨论到国徽图案的色彩问题。联想到我国民间在祝寿、婚嫁喜庆日子里，挂满缀有金字的大红灯笼和大红绸幛的情景，建议把国徽图案的用色，也用金、红两色。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传统习俗，也是全国人民喜欢的象征吉祥喜庆的色彩，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也避免了与其他国家的国徽相雷同。”
6月15日晚召开“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国徽组第一次会议” ，会议记录中写道：
梁思成报告：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须庄严稳重。因此，我们的基本看法是：
(1)国徽不能像风景画 国徽与图画必须要分开，而两者之间有一种可称之为图案。我们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天安门为主体, 须把他程式化，而使他不是风景画。
(2)国徽不能象商标 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绝不能让他成为商标，有轻率之感。
(3)国徽必须庄严 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们认为国徽必然是庄严的，所以我们避免用飘带，免得不庄严。至于处理的技术，我们是采用民族形式的。
6月15日当天, 张仃也提交了美术学院国徽设计组的修改方案和《国徽应征图案说明书》：
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D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像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D 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附设计人意见书
在国徽草案设计过程中，因清华大学梁思成诸先生亦在进行设计，为互相充实设计内容与表现形式，故一度交换意见，对梁先生之设计理想，颇表钦佩，我们的设计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宝贵意见，但与梁先生意见相左部分，仍加保留，故附上意见书，作为补充说明：
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
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
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自出汉砖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倾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西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常皇印象。
会议在审议了清华和美院的方案后，讨论决定：
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提交了如图1所示的方案和《国徽设计说明书》，说明书中写道：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在处理方法上，强调五星与天安门在比例上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强烈的新中国的印象，收到全面含义的效果，为了同一原因，用纯金色浮雕的手法，处理天安门，省略了繁琐的细节与色彩，为使天安门象征化，而更适合于国徽的体裁。红色描金，是中国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兼有华丽与庄严的效果，采用作为国徽的色彩，是为中国劳动人民所爱好，并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
在这个方案中，天安门图形没有撑满画面作唯一的主体，而是把一个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天安门置于国旗的五颗金星之下，只占画面的三分之一不到。国徽采用金红两色浮雕造型，极富中国特色。红的底色配上五颗金星，正是一面满天空的五星红旗。用国旗以及国旗映照下的天安门来表达新中国的政权特征显然比只用天安门要好得多。这是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对国徽设计的最大贡献，也是国徽主题的最重要的创意。
比较清华大学营建系6月17日报送的方案和张仃等6月15日提交的方案，国徽审查小组多数人“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国徽审查小组副组长沈雁冰的《国徽审查小组报告》显示了这一点：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
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
马先生对于梁图，认为天安门用金色，与今日之为红色者不符，与革命的意义上有所不足。
关于梁图之天安门改色一层，小组会上有过研究，廖承志且以色纸比附，结果认为红地金色有些庄严感，配以或杂以他色，皆将弄成非驴非马。
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
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6月17日设计说明书和新的国徽图案送出以后，清华国徽设计组对国徽图案的设计探索还没有停顿下来，继续在新方案的基础上设法进一步的改进调整，以求做到完美无缺。在这几天里，随着梁先生从国徽评选审查小组会上带来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设计组也接着尽快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加以研究探索，调整改进，绘制更新的图案送审。设计组夜以继日地把整个身心全部投人了国徽设计的工作中，梁思成和林徽因两先生均以病弱之躯，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爱国之心，不辞辛劳，尽心竭力，领导大家讨论研究，并亲自设计方案。在过度紧张劳累的工作压力之下，梁先生终于无法支持，病倒在床。
决定性的日子是1950年6月20日。全委会在当日下午召开国徽审查会议。梁思成因病未能参加，派当时任营建系秘书的朱畅中列席。
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进行了评审，最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