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关于扶贫开发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蕴含着一个科学严整的、具有鲜明21世纪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体系,凝结着当代中国扶贫开发实践极其丰富的基本经验。这些富有规律性的扶贫理念、理论成果和基本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升华。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及其实践成果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人类反贫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 反贫困理论 脱贫攻坚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2021年2月 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人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习近平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联系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实践,认真学习讲话精神并梳理概括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全面深入把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及其理论体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乃至促进世界减贫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01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反对贫困、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制度层面、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主张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彻底超越了资产阶级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思想。贫困问题历来是客观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早就认识到了,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尽管这些思想各种各样,但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资产阶级思想家历来把社会贫困现象归结为劳动人民的无能、懒惰以及机器的采用、竞争的加剧等,由此,他们主张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来逐步解决,或通过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教育等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这种贫困观总体上是错误的,解决贫困的办法也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的实践证明,即使是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当今西方大国,两极分化问题也没有解决,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社会慈善事业等改良主义办法可以解决个别人的贫困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整体的贫困问题,因此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从社会制度上改造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现象。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自己的理论时首先遇到的令他十分苦恼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其本质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社会上层富人和社会底层穷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德国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问题,深刻指出:普鲁士“行政当局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竟认为贫困的原因不在于治理方面,而在治理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实际上,“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1](P229)恩格斯则对当时英国工人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工人贫困的原因从表面看是工业革命特别是大机器生产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看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呢?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2](P679)
这就是说,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贫困和剥削的根本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提出未来新的社会制度“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P874)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彻底超越了资产阶级关于社会贫困问题的理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推进贫困问题的解决,这就彻底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反贫困思想。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到了贫困问题的实质,认为私有制是造成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主张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但他们不知道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因而,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和出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其分析社会贫困问题,从而使得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成为科学的理论。他们认识到,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以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历史进程来进行。即使是未来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而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义务教育等手段,逐步解决贫困问题。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反贫困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从而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步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概念。前者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除了拥有可以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之外而一无所有的贫困状况,后者则是指劳动者的收入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种提高程度远远低于资本家所获取剩余价值的提高程度。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不多见了,但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这也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贫困问题科学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反贫困理论为我们分析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扶贫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使命高度看待和解决贫困问题。习近平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4](P1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过去,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建设是为了实现这一宗旨,今天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旨。习近平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有高度的宗旨意识和取信于民的责任意识,以此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第二,必须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贫困问题。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4](P3)“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P5)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甚至会影响社会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P9)我们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第三,必须从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待和解决贫困问题。在2017年3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也是一个标志性指标。”[4](P19-20)尽管当时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平均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 000万左右,而且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各级领导必须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紧迫性,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必须从探索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是把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大扶贫格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就是政府能够最大限度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在资金保障、产业发展、项目推动等方面为脱贫攻坚注入内生发展动力;此外,还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这样就形成了全面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第五,必须从为全球社会减贫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世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作了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讲话。他在介绍我国脱贫工作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致力于在未来五年使中国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将把落实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十三五’规划”,“并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的作用,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4](P155、157)要兑现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脱贫攻坚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所体现的对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为新时代打赢中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02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扶贫理论的最新成果
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也是一部领导人民不断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奠定了根本的社会制度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我们党领导人民实行了普遍的救济扶贫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从根本上避免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实现了社会公平。当然,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等影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过度平均主义现象,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生活贫穷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逐步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在我国搞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摆脱贫穷”。他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极大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如期实现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的目标。进入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从制度上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总体小康目标及其落实计划,采取开发式扶贫等重要举措。到20世纪末,我们如期实现了使人民生活达到基本小康的目标,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的预期目标。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从总体上解决我国发展的差距问题,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制定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扶贫开发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脱贫、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历史性胜利。八年来,党中央始终从落实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点着眼,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深入分析、研究和部署脱贫攻坚工作。特别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提出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根本途径、基本方略、政策措施、组织保障等,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擘画了蓝图。通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贫困地区人民的不懈奋斗,到2020年年底,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城乡差距趋于缩小,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习近平扶贫论述中蕴含着一套科学完整、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概括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基本思想、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标志着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形成,集中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脱贫攻坚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习近平多次强调:“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4](P50)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与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扶贫开发中,我们党始终牢记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坚持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最贫困群众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统筹整合使用各种资源,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强化扶贫资金监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实践证明,只有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带领人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三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既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对脱贫攻坚的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向贫困地区延伸,还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扶贫,包括组织开展定点扶贫,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积极行动,以各种方式参与脱贫攻坚战,由此形成了举全社会之力攻克贫困难题的大扶贫格局。实践证明,只有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才能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创造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
四是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4](P82)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在“补短板”上做文章,特别要在“精准”二字上下足功夫。要根据“六个精准”要求,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将传统的“大水漫灌”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要实现精准脱贫,还要实施“五个一批”脱贫工程。“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提出既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圆满完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推进贫困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精准施策,措施得当,久久为功,才能稳步实现我们既定的目标。
五是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4](P143)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努力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特别是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用各种方式激发和培育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同时,大力发展贫困地区产业,努力让贫困地区群众实现充分就业,实现稳定脱贫和可持续脱贫。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弘扬自力更生精神,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六是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在脱贫攻坚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在全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积极投身脱贫事业。同时,大力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创新各种社会帮扶方式,形成大爱无疆、仁爱友善的浓厚社会氛围。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
七是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脱贫攻坚,从严从实是要领”。[4](P124)在脱贫攻坚中,党中央始终把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严格各种监察检查制度,一旦发现虚假不实和贪污腐败现象,坚决打击,严惩不贷,绝不手软。同时,加强干部教育和各种制度建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规范促进干部作风转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样,就把脱贫攻坚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只有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建设廉洁政府,才能赢得民心,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一整套中国特色扶贫理论以及扶贫经验,来自我国扶贫工作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由此成为推动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取得新胜利的根本遵循和重要法宝。这些理论和经验表明,我们党对扶贫开发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境界,包括如何认识新时期中国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和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脱贫攻坚治理体系等。这些重要的认识成果,科学回答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一系列时代命题,极大提升了全党全社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重大意义的认识,极大推动了各级党委政府、各个行业、社会各界采取有效行动而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实践,极大推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指导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历史性贡献。
03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
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为扶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扶贫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指引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上,有过各种扶贫济困的思想或观点,它们对解决贫困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发挥过作用,但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性,这些思想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或非科学性,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逐步提出了科学的扶贫开发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新时代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并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和原创特征的新时代扶贫开发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困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显著特点是具有全面性、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其中包含着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富有规律性的基本理念、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可以说,形成如此全面、系统的扶贫理论,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理论体系充分展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富有的创新精神,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特别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时代课题获得了空前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顺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科学理论也将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第二,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扶贫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百年难题。自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中成就和经验十分丰富,但失误和教训也值得反思。其中最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在历史上进行了几次分配原则上的调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2000年基本实现小康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强调“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象地比喻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问题,强调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实现了社会的分配公平以及各方面公平,特别是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大大缩小了社会贫富差别。
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一整套科学理论从根本上破解了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世纪难题,使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和繁荣发展充满希望。中国的扶贫理论及其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社会主义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包括减贫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包括解决好贫困问题,必须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来对待,科学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又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原则,把政府推动与市场激励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统筹协调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样,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就能够不断超越资本主义,又不断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人类新型文明的创造者和引领者。
第三,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扶贫理论体系为全球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借鉴,为构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没有贫富分化的美好世界展现了光明前景。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科学严整的扶贫理论体系对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一是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人民只要增强自信,并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够解决贫困问题,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二是中国理论和实践昭告世人,各国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各个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为此,人们应当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减贫道路。各国也应当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道路,反对在现代化道路、减贫道路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三是中国理论和实践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民政党和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家大多曾经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搞扶贫开发和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坚强的、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或人民政府是不行的。有了这样的领导核心,才能带领人民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扶贫开发和现代化建设,避免自由主义经济的逐利性和自发性,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四是中国理论和实践启示人们,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发展中国家大多曾经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在实现民族独立后,还应当深化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并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使人民从社会关系上和思想上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束缚,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站立起来。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五是中国理论和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开放性、包容性发展逐步解决贫困问题,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地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以其现代化必然是跨越式发展。这就需要发挥后发优势,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经验,包括学习世界各国治理贫困的成果和经验;同时,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不断解决自身的贫困问题,推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扶贫理论体系对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前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反贫困理论还是西方的“涓滴理论”,即认为贫困问题最终还是要依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一点一滴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体现。由于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全球反贫困的实践常常处于“停滞不前”的困境。当然,除此之外西方还有传统的慈善理论、社会救助理论等,这些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也只能解决零星的、个别的社会贫困问题,不可能解决整体的社会贫困问题。中国扶贫理论与西方之根本区别在于,强调人民政党和人民政府主动领导开展减贫脱贫;强调通过建立科学的社会制度和扶贫体制推动全面减贫脱贫;强调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进程制定科学扶贫方略稳步推进脱贫工作;强调激发和发挥贫困人口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实现减贫脱贫目标。这样,中国扶贫理论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主流扶贫理论,使扶贫理论摆脱了消极性、被动性、自发性和零散性,而成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自觉的、科学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不仅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的减贫事业,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扶贫论述所蕴含的扶贫理论及其实践已经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减贫进程,为在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作出巨大贡献。习近平扶贫论述引领中国扶贫取得巨大成就,坚定了人类推动减贫事业的信心;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挑战;在扶贫开发中很好地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为整体解决贫困治理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习近平扶贫论述蕴含着一个科学严整的中国扶贫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对贫困治理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是中国扶贫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富有原创性,对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人类反贫困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5] 习近平出席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凝聚共识同舟共济 不断深化减贫合作 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落实[N].人民日报,2015-10-17(1).
杨金海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maxkyj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