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进入21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新近有学者提出“新革命史”的主张，尝试把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等引入党史研究中，以区别于传统的党史、革命史研究。[1]这些探索对于补正过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深化中共党史的研究，除了在方法论层面大胆创新外，还需对传统史观影响下形成的党史学术体系加以改造。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问题意识的转换，二是话语体系的创新。
一、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过往的中共党史研究，脱胎于革命年代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取得突破，首先要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从1920年代起，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几经转换。1926年，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做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1920年代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党史文本。蔡和森的这个报告，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我党现在已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以及发展的道路是怎样呢？”[2]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开始转换。1930年初，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党内作了《党史报告》，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年来的历史。李立三认为“党史对于目前政治路线和革命前途有绝大关系”，因此必须对党史“有明确的认识”。这一党史文本的问题意识开始转向党的斗争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3]这样的问题意识一直延续到了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党史被认为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乔木曾经认为，“我们党二十一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两条战线斗争的历史”。[4]刘少奇也曾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5]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共党史的历史编纂。1950年3月，由胡华主持编写的华北大学“中共党史”课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正式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怎样领导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中国革命使之走向胜利。”[6] 1951年6月，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7]该书基本沿袭了整风运动期间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从而正式确立了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正统史观。[8]这种正统史观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产生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之中，服从于服务于当时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指导当时的革命运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党史研究应该有新的问题意识。换言之，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随着问题意识的转换，党史研究的视野也会变化，论题、论域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没有问题的地方会出现问题，原来不是问题的也可能会成为问题，而原来一些非常重要的论题则有可能退居其次，这是新时代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所谓立足当代中国、实现问题意识的转换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党史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实践，立足于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其问题意识来自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新时代的党史研究，问题意识应来自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9]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如果说过往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正确性，那么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转换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二，所谓党史研究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也就是不能立足于外国和西方。中国大陆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曾一度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很大。后来一些学者在纠正这一偏向的同时转而追随西方。其实这两种偏向都是有问题的，套用联共党史的框架来书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抹杀了中共党史的独特性；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同样无法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西方的中共党史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和国、共两党斗争及其结果的影响，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中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绝不能盲目追随西方。中共党史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问题意识应该是中国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中国的。无论我们的党史研究如何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丧失“中国”这个大的视野。只有立足中国，从“中国问题”出发，这样的党史研究才是中国的，为中国所需要的。
二、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构建新的党史话语体系
新时代的党史研究要取得突破，还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弄清楚现有的党史话语的源流，突破革命年代形成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党史研究的影响，构建新的党史话语体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革命”当作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准确的。问题在于，过往的研究在以革命为中心建构党史话语体系的时候，过分凸显了领袖人物与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面相，导致党史书写有领袖无民众，有政治斗争无社会建设，因此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党的历史。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自觉和反思。1985年胡乔木在谈及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时，曾表示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无论从逻辑、史实等方面都有很多错误”，而且由于只写大人物不写小人物，该书显得“枯燥无味”。[10]龚育之先生也认为，“研究党史不能仅限于政治斗争”，“不能把党的历史写成仅仅是党中央会议和文件的历史，仅仅是领导人讲话和活动的历史”。[11]新近又有学者指出，党史著作应该包括党领导人民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党史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纵向的党的历史全过程，也包括横向的党领导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活动。[12]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基于这种认识，新时期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大人物之外”及“政治斗争之外”的研究逐渐兴起，党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大为拓展。不过，尽管研究者的眼光从政治转向社会，从上层转向下层，但这基本上仍然只是在“革命之内”的延伸，并未真正跳出那种以“革命”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中共党史研究要有新的突破，还需要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所谓打通“革命”与“革命之外”有两个含义。一是把“革命之外”纳入党史研究范畴；二是讲清楚“革命”与“革命之外”的关联与互动。实际上，任何一场革命，均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例外，它本身包含了三种相互关联的历史运动，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国家的构建和新社会的塑造。固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主流，但绝不能以革命史取代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是两个范畴。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变成单纯的革命史。因此，除了“革命”，“革命之外”也应得到同等的重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必须从单纯的关注“革命”向既关注“革命”也关注“革命之外”转变，必须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面貌。正如胡绳所说，在革命之外还有一种历史，写革命历史的同时如果不写出其他的历史，也很难写得准确。[13]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必须加强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提出了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其基本的含义，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把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就叫作“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14]毛泽东所讲的“古今中外法”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根据党内学习、研究党史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话语，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并未过时，仍然是我们研究党史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问题在于，在具体的党史研究实践中，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中国”和“己方”，却忽视了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结果原本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历史变成了简单的、单向度的历史。所谓加强对“外国”和“彼方”的研究，是指研究者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要研究同时代的“外国”和“彼方”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仅要使用中国共产党一方的材料，也要使用“外国”和“彼方”的相关材料。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人民解放的历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外国”和“彼方”。不研究它们，就无法解释革命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此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15]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也是必须研究的另一种“彼方”。如果不研究资产阶级，就无法真正弄清楚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的根源。又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16]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就必须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所有这些“外国”因素都是这一时期党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之，离开了“外国”和“彼方”，我们就无法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无法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如何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对“革命之外”的研究，并不是要改变中共党史的研究属性，扩张中共党史研究的边界。中共党史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以共产党的活动与思想为中心，“革命之外”只是作为“他者”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共党史。如果以“革命之外”为中心，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正如胡绳所说，党的历史，“主角是党、党员、党的干部。就像写反‘围剿’时，必须要写国民党是怎么‘围剿’的，但主要是写被‘围剿’的红军是怎么抵抗的。”[17]总之，我们强调要打通“革命”和“革命之外”，是为了在“革命”与“革命之外”的互动中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变得更加客观准确。一旦我们在研究中把视野同时投向“革命”和“革命之外”，我们的眼界将会进一步打开，新的问题会不断出现，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图景也会变得更加具体与生动。
作者简介：欧阳军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1]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李金铮：《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刘永华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04页。
[4]胡乔木：《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5]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页。
[6]胡华：《前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页。
[7]刘少奇对该文的修改共有2次，总计修改480余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8]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毛泽东”一词共出现118次，正文中提及的毛泽东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发刊词》《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0]《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7页。
[11]龚育之：《党史札记一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72页。
[12]欧阳淞：《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3]转引自《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233页。
[14]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6页。
[15]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1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7页。
[17]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3页。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