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我国建国以后所建成的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有幸参与贡献我国的第一座重要建筑物。

1949年9月3O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首都建立纪念碑的决议。就在会议闭幕以后，毛主席和全体政协委员由中南海怀仁堂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挥锹铲土。庄重地为纪念碑奠了基，宣告了几年之后，在这里将建立起一座纪念物来。但在这以前，对这纪念物该用什么主题，采取什么形式尚无定论，还有多种不同意见。例如在形式上，有人主张建纪念堂。或纪念亭，有人主张用塔，当然也有人主张用碑。甚至在建筑地点上，以前也酝酿过，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或代替中华门的位置；还有主张建在八宝山上的。是在奠基之后，地点才最后肯定下来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产物。和普通建筑相比，它的体量可以说是小之又小，但有一个长达六、七年的设计周期。多次反复比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多次修改。可说是一个“智慧密集型”的设计。工程奠基之后，设计工作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领导（主任彭真，副主任梁思成）。1952年起成立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副主任梁思成、郑振铎），具体领导纪念碑的设计和施工工作。但是最丰富多样的原始构思，则是来自社会：广大的建筑界、美术界、工程界。曾有过数次公开征求方案。归纳集中起来，再向上向下征求意见。再根据各方面意见，修改提高。如此反复多次。

在最初阶段，征得的方案类型是比较多的。其中一类是矮形的设计（见图1），高度不超过数米，有的甚至完全铺在地上。它们的提案人大概非常重视原来的北京中轴线不被打断，因而也有以门的形式来做纪念物的（见图2）。另一类是高耸形的设计。其中，有不少是单体高，但也有四根柱或四块板形成一群或一束的。这明显是受到国旗中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构思的影响。当然多数人仍然赞成高而集中的方案，以为这才能体现人民英雄伟大崇高的精神。

第一阶段的成果集中在一碑、一塔两个方案上。当时北京基本上没有高建筑，人们很有登高一望的愿望，因此产生了内设电梯的“纪念塔”的想法（见图3）。这时一些方案的风格大部属于西方3O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类同时加上中国式的细节装饰，上面是四角微翘的挑檐平顶。这也是当时相当多数的人对新中国建筑的理念。

那时每年两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和游行是人们一年中最大的心愿。这是群众和领袖直接见面，互相祝贺节日的机会。但是一种普遍的意见是天安门城台太高了，群众离领袖太远，看不清，人们很羡慕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那上面的检阅台距地不过五米。既然在广场上建纪念碑，是否能一次把这个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呢？

1951年国庆时，在广场中心建碑的位置上，展出了一座很大的（l／5）模型，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是一个放大了的传统形式的石碑，安放在一个有门洞的红台上（见图4）。这个红台的高度使它成为理想的检阅台，而红台的形式、色彩又和广场周围的建筑，和北京人所熟悉的风格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纪念碑。从上到下差不多都是用的中国传统的语言。它标志着纪念碑的设计向着“中国风格”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是对这个几乎要定案的设计方案。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同的意见。当时梁思成正在卧病。对这方案并未仔细研究。后来，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里表示了对这方案的反对意见。理由有四：一、此方案（下半部）与天安门形状太类似、重复，达不到相互衬托、相互辉映的效果。二、这个大台子放在广场中心，令人感到拥塞、使广场窒息。三、由于台子太高大，对比之下，作为主题的碑便显得瘦小了。近处透视，效果更差。四、台下的三个门洞，功能上没必要，反而令碑不能脚踏实地，有不稳定之感。因此梁先生主张取消红台，将碑落在地上，以宽大的平台衬托，人人可以走到台上来瞻仰、献花，使纪念碑和广场的地面有更好的联系，成为整体。

当时梁先生任碑建会的副主任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并兼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纪念碑总体设计的实际负责人。因而在设计过程的几个关键阶段，他总是竭尽全力分析归纳各种好的意见，加以总结、加工、提高。有时则不能不对某些方案虽经有关领导首肯，仍坚决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来，避免失误和可能走的弯路。

参加工作的美术家们在一开始便主张以雕像来作为纪念物的主题。确实，人们非常希望以令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的具体形象来歌颂纪念英雄。中国城市里以前还没有过大型的雕像。如能以雕像为主题，必能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确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这里要纪念的是百多年来无数的革命英雄，用什么人的形象能概括一切呢？若用群雕，不同时代、不同服饰道具的人组合在一起，该如何处理呢？且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又如何能令雕像照顾到各个方面呢？由于政协会议已通过了“碑文”，而中国传统上的碑历来是以镌刻文字为其中心主题的，因而以毛主席所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为一面，请周总理手书碑文为另一面的主题思想便定下来了。这既可全面概括建碑的思想，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概，因而以文字而非雕像为主题便明确了下来。至于令观者容易理解的具体形象问题，便决定以多面浮雕的形式来表达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内容。这佯，则几个问题都能较好地解决了。

这样便于1952年春拟出了以碑文为主题、以浮雕为衬托的综合方案，并以此为准绘制了基础设计图，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

在这个方案里，加大了碑身而减小了平台，使主题比较明确而突出。取消了平台上的门洞，使平台成为一个小的展览室并布置登台的楼梯。台的高度也较适合于当作检阅台或主席台用。以革命历史为主题的浮雕即安置在平台的外壁上，这是最理想的观赏高度（见图5）。

自古以来，人类建造了无数的纪念建筑。若考察它们的成败得失。就会发现，纪念物要求塑形单纯，主题集中而突出，功能也要单纯，切忌把造形搞得复杂了，或把与纪念主题无关的内容和形象硬拼在一起。一碑多用，实际上削弱了它的纪念意义。若是想让它兼做登高用的塔、看展览的厅以及开会用的主席台，功能就复杂了，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加上门厅，警卫，休息，储存，服务及至厕所等房间。人们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就会大大降低它的庄重、严肃的品格，不成其为一个“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对此，梁思成一直感到虽已开工，但方案仍需要进一步修改提高，雕刻家们也一直没有放弃以雕像为主的愿望。他们提出能否以碑文为主题而以雕像为顶部装饰的设想。这样，就在已经正式动工之后。又再一次征求设计方案。在以高而集中的碑为主体。以碑文为主题的前题下，再次对碑的塑形和碑顶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到了1953年，经梁思成、林徽因和莫宗江等先生的努力下，碑身的造形最终得以完满地确定下来。这最后的方案，取消了高大的主席台和其中的展室，使其成为一个单纯的纪念碑。碑身的原型，按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参考了颐和园的万寿山昆明湖碑。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体量过大，为传统所无。如何掌握好尺度和比例关系至关重要。这座全高39米的碑系以两层带栏杆的平台和两层经过仔细推敲的须弥座层层叠起以达到完美的比例关系衬托出高大的体量来。下层须弥座则是碑身必要的承担和过渡。同时，中西方典建筑中的许多重要经验，也都运用来使造形有更好的修正、完善和提高。例如碑身上下有收分。这不是一些砖石砌体所常见的直线收分而是曲线的卷杀；碑身转角有小的斜面以柔和它的轮廓；碑身的平面则是以微微隆起的曲线组成以表现它的丰满感。梁思成先生特别和建筑组的工作人员说，建议他们到十三陵去，闭上眼睛，两臂伸开去摸一摸那些碑身，“你就会感到这曲线是多么重要。”他是主张对建筑不但要看，而且要摸的，大到石碑，小到明式家具的各部构件。可以想像，碑身上的几百块花岗石由于上下左右都是曲线而造成几乎在不同位置的石料均有自己单独的形状和尺寸。这项细致复杂的任务是由建筑设计人员的逐块放样和石工师傅的辛勤劳动而高质量地圆满完成了。

关于碑身石料，一度曾有个有趣的想法。由西直门到颐和园之间，有一道清代以高质量巨石铺成的石板路。其石的色泽偏暖，有黄、紫、赭诸色的斑驳变化。因己建成了沥青公路，此路已多年弃置不用。如能加以利用做为碑料，倒是就地取材、节省材料及运费的好办法。后因无法配制到质量色彩相同的碑心石而作罢。关于碑心石，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按中国传统，石碑碑身应是以一块整石刻成的，较重要的碑则更不例外。若尺寸太大，则碑座和碑顶可用相应石料拼接，但碑身仍应是一块整石。但此碑体量过大，不可能用一块整石。当时担任碑建会秘书长的薛子正提出以每面用一块石、四块合成碑身的办法，以便令它尽可能的完整。对此梁思成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若用四块巨石拼成碑身，则前后两块石料每块重215吨，两侧之石每块重137吨。运输过程需按半加工的毛料计算，则重量还会更大。当时我国的铁路条件，无论是车皮或沿路的多数桥梁，都不堪此重负。更不要说由铁路车站到广场的运输，困难将会更大。而且如此重大工程计划，总要留有余地，以免出现万一的情况，不致于束手无策。实际上梁思成的考虑是正确的。他前面的计算是以碑身石长18米为根据初步估算的，而在以后的施工设计中，碑身实际长度，达到了22米左右。整石的重量将更大，施工运输上将有许多困难难以解决。

最后决定，镌有毛主席题字的碑心用整石，长约15米，宽2．7米。碑身的其余部分以小石块（其实也不小）拼成；背面周总理手书碑文石，则以七块巨石组成。经多方考察，纪念碑的石料块选用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种石材质地坚硬、不易风化、色泽紫灰凝重，具有“永垂不朽”的品格。碑心石料重达200吨。就地加工后，净重103吨。是经过铁道部门和鞍钢、石钢（今首都钢铁公司）等单位的全力支持，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改装平车、加固桥梁等，才顺利完成运输的。梁思成曾提议将同样的碑心石料开两块备用，以防运输过程中万一损坏可以顶替。如果运输顺利，两块都安全运到，则以其中一块，剖成石案，横置碑前为敬献花圈之用。这里可以看出梁思成考虑问题之谨慎和细致。后因运输部门认为确有把握，可保无虞，才把这备用石省了。

碑座上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浮雕，经多次酝酿后由毛主席最后确定了内容，共八块。由刘开渠等雕塑家设计，石工按足尺石膏塑样精心刻成。由于青岛花岗岩石质过硬，不便雕刻，浮雕石料选用了北京房山产的汉白玉。这是明清以来北京宫殿建筑台基栏杆所习用的材料，最适合于雕刻。为了在色彩上有所呼应，下面平台上的两层栏杆，也选用了同样的汉白玉。全碑以两样色泽的石料组成，庄重而有生气。

为了对人民英雄的崇高功勋表达永远的尊敬和纪念，在接近人视高的须弥座上做了全国和世界人民将要不断供献的花环和饰带形的装饰雕刻。这部分工作是由林徽因主持完成的，这时她已长期重病卧床，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完成这项工作。装饰浮雕的题材主要选用中国人民所喜爱的百花和卷草，参考了丰满而生动的盛唐风格。这最符合对英雄功勋的赞颂。

碑顶的形式是最后才确定下来的。在已确定以文字而不用雕像为主题建碑之后，雕刻家们转而建议碑顶应以人物雕像做为结束，以取得生动的轮廓线，为此他们做了许多种草样进行比较。此时梁、林等建筑师也拟出几种屋顶形式为基础的碑顶方案，形成了“建筑顶”（见图6）和“雕像顶”（见图7）之争。这个重大问题是直到1954年11月才最终决定不用群雕。理由是群雕与主席题字难分主次，造成主题混淆不清。以建筑形式结束则可以明确碑身上的题字为碑的主题，思想明确，也符合中国传统。但是“建筑顶”有多种可能，在先后提出过的方案中，就有平顶、歇山、庑殿、重檐、攒尖等多种形式。最后建筑师们提出的建议方案是最接近“万寿山昆明湖碑”顶的、有四条装饰垂脊上承宝顶的碑顶方案。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审查会上，碑建会展出了可装卸碑顶的纪念碑模型。在各位领导人基本上同意之后，周恩来总理走过去把碑顶上活动的宝顶取下来，又端详了一下，笑着说：“这样不也很好吗？”大家也都表示同意。在此基础上，再经调整推敲，最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更简单而庄重的、庑殿与?J顶相结合的碑顶（见图8、9）。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碑的主朝向问题。按北京的规划建筑传统，主要建筑一律都是“座北朝南”的。按说位于中轴线上的纪念碑，更应遵循这个传统方式。但毛主席则认为，烘托帝王之尊的南北中轴线已不是唯一的轴线。更应注意的该是一条新的轴线，即大量群众经常使用的东西长安街。纵横两条轴线的交汇点该是天安门广场的北半部，纪念碑的主立面，应面向这个空间。

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造的过程前后近十年，始终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又适时集中的方式下进行的。建成之后，也还有各种不同看法存在，例如认为它形象古老，不富于“时代精神”等。作为一项以塑形为主的纪念碑，存在各种不同理念该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全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来访者的参观、瞻仰、献花、举行仪式等活动的无数次重复，今天再把设计过程中数以百计的不同方案和数以千计修改草图加以审视比较，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这建成的方案实在是最庄严，最美观，最能体现人民英雄的崇高精神，最能表达我们的民族感情，因而也是历久常青。永不会过时的伟大的纪念碑。

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以及许多其他建筑师、雕刻家为了纪念碑的设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劳动。梁先生体弱多病，工作中经常旧病复发，出入于工作地和医院之间，但他始终坚持工作。每次关键时刻总是竭尽全力，使设计一次次提到新的水平。林先生长期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直到病危，没有看到纪念碑的建成，便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事业。

1953年春，正是纪念碑设计的关键时刻，组织上调我去帮梁、林二师工作，作为他们的“手和腿”。我的任务是把他们的思想表现在草图上，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一次次修改提高。我的绘图板就放在梁家的书房里；有时则按他们的指示到图书馆去查资料，传移摹写，最后改造成纪念碑各部位所需要的造型。在这段时间里有机会随两位大师工作，得到他们言传身教，令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

当此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谨将我所回忆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过程中的一些片断，追记如上，作为纪念。